《曾国藩文集》笔记

笔记二十七则（选十三则）　　礼　　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故六官经制大备，而以（周礼》名书。春秋之世，士大夫知礼、善说辞者，常足以服人而强国。战国以后，以仪文之琐为礼，是女叔齐之所讥也。荀卿、张载兢兢以礼为务，可谓知本好古，不逐乎流俗。近世张尔歧氏作《中庸论》，凌廷堪氏作（复礼论》，亦有以窥见先王之大原。秦蕙田氏辑《伍礼通考》，以天文、算学录入为现象授时门；以地理、州郡录入为体国经野门；于著书之义例，则或驳而不精；其于古者经世之礼之无所不该，则未为失也。

　　赦

　　牧马者，去其害马者而已；牧羊老，去其乱群者而已。牧民之道，何独不然。　　诸葛武侯治蜀，有言公惜赦者。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语赦也。若刘景升李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蜀人称亮之贤。厥后费礻韦秉政，大赦。河南孟光责韩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国藩尝见家有不肖之子，其父曲有其过，众子相率而日流于不肖。又见军上有失律者，主者鞭责不及数，又故轻贳子。厥后众土傲慢，常戏侮其管辖之官。故知小仁者，大仁之贼，多赦不可以治民，溺爱不可以治家，宽纵不可治军。

　　世泽　　主大夫之志趣、学术果有异于人者，则修之于身，式之于家，必将有流风馀韵传之子孙，化行乡里，所谓君子之泽也。就其最善者约有三端：曰诗书之泽，礼让之泽，稼穑之泽。诗书之泽，如韦玄成议礼，王吉传经，虞魏之昆，顾陆之裔，代有名家，不可殚述。我朝如桐城张氏，自文瑞公而下，巨卿硕学，世济其美。宣城梅氏，自定九徽君以下，世精算学。其六世孙梅伯言郎中曾亮，自谓莫绍先绪，而所为古文诗篇，一时推为祭酒。高邮王氏，自文肃公安国以下，世为名儒，而怀祖先生训信之学，实集古今之大成。国藩于此三家者，常低徊叹仰，以为不可及。礼让之泽，如万石君之廉谨，富平侯之敬慎。唐之河东柳氏，宋之蓝田吕氏，门庭之内，彬彬焉有君子之风。余所见近时缙绅，未有崇礼法而不兴，习傲慢而不败者。

　　稼穑之泽，推周家开国，豳风陈业。述生理之艰难，导民风于淳厚，有味乎其言之。近世张敦复之恒产琐言，张杨园之农书，用意至为深远。国藩窃以为稼穑之泽，视诗书、礼让之泽尤为可大、可久。吾祖光禄大夫星冈公尝有言回：“吾子孙虽至大官，家中不可废农圃旧业。”懿哉至训，可为万世法已。　　悔吝　　吉凶悔吝，四者相为循环。吉，非有祥瑞之可言，但行事措之咸宜，无有人非鬼责，是即谓之吉。过是则为各矣。天道忌满，鬼神害盈，日中则仄，月盈则亏，《易》（一撇一捺）多言贞吝。易之道，当随时变易，以处中当变，而守此不变，贞而吝矣。凡行之而过，无论其非义也，即尽善之举，盛德之事，稍过，则各随之。余官京师，自名所居之室，曰求阙斋，恐以满盈致各也。人无贤愚，通凶皆知自海，悔则可免于灾戾。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动心忍性，斯大任之基；侧身修行，乃中兴之本。自古成大业者，未有不自困心横虑、觉悟知非而来者也。

　　各则驯致于凶，悔则渐趋于吉。故大易之道，莫善于悔，莫不善于各。吾家子第将欲自修，而免于残尤，有二语焉，曰：“无好快意之事，常存省过之。”

　　儒经　　《论语》两称“敏则有功”。敏，有得之天事者，才艺赡给，裁决如流，此不数数觏也。有得之人事者，人十己千，习勤不辍，中材以下，皆可勉焉而几。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友人阳湖周恺南腾虎，尝谓余儒缓不及事。余亦深以舒缓自愧。《左传》齐人责鲁君不答稽首，因歌之曰：“鲁人之皋，数年不觉；使我高蹈，惟其儒书。以为二国忧。”’言鲁人好儒术，而失之皋缓。故二国兴师来问也。《汉书。朱博传》：齐部舒缓养名博，奋髯抵几曰：“现齐儿欲以此为俗邪？”皆斥罢诸吏。门下掾赣遂，耆老大儒，拜起舒迟。博谓赣老生不习吏礼，令主簿教之，拜起闲习。

　　又以功曹官属，多衰衣大（衤召），不中节度；敕令掾史衣皆去地二寸。此亦恶儒术之舒缓，不足了事也。《通鉴》：凉骠骑大将军宋混曰“臣弟澄政事愈于巨，但恐儒缓，机事不称耳。”胡三省注曰：“凡儒者多务为舒缓，而不能应机，以趋事赴功。”大低儒术非病，儒而失之疏缓，则从政多积滞之事，治军少可趁之功，王昕儒缓，见《北史》，王宪从孙；唐相张镒儒见缓，《通鉴》二百二十八卷。

　　名望

　　知识愈高，则天之所以责之者愈厚；名望愈重，则鬼神之所以伺察者愈严。故君子之自处，不肯与众人（上契之上下系）量长短。以为已之素所自期者大，不肯自欺其知识以欺天也。己之名望素尊，不肯更以鄙小之见贻讥于神明也。

　　居业

　　古者英雄立事，必有基业。如高祖之关中，光武之河内，魏之克州，唐之晋阳，皆先据此为基，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君子之学道也，亦必有所谓基业者。大抵以规模宏大、言辞诚信为本。如居室然，宏大则所宅者广，托庇者众；诚信则置趾甚固，结构甚牢。《易》曰：“宽以居之。”调宏大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谓诚信也。大程子曰：“道之浩浩，何处下手？推立诚才有可居之处。”诚便是忠信；修省言辞，便是要立得这忠信。若口不择言，逢事便说，则忠信亦被汩没，动荡立不住了”。国藩按：立得住，即所谓居业也。今世俗言；“兴家立业”是也。子张口：“执德不宏，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亦谓苟不能宏大、诚信，则在我之知识浮泛动荡，指为我之所有也不可，指为我之所无也亦不可。是则终身无可居之业。程子所谓立不住者耳。

　　英雄诫子弟

　　古之英雄，意量恢拓，规模宏远，而其训诫子弟，恒有恭谨敛退之象。

　　刘先主临终敕太子曰：“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推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西凉李嵩手令戒诸子，以为“从政者，当审慎赏罚，勿任爱憎，近忠正，远佞谀，勿使左右窃弄威福。毁誉之来，当研核真伪。听讼折狱，必和颜任理，慎勿逆诈亿必，轻加声色，务广咨询，勿自专用。吾莅事五年，虽未能息民，然含垢匿瑕，朝为寇仇，夕委心管，粗无负于新旧。事任公平，坦然无类，初不容怀有所损益。计近则如不足，经远乃为有馀。庶亦无愧前人也。”宋文帝以弟江夏王义恭都督荆湘等八州造军事，为书诫之曰：“天下艰难，国家事重，虽曰守成，实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营耳！岂可不感寻工业，大俱负荷！汝性褊急，志之所滞，其欲必行；意所不存，从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我抑。卫青遇士大夫以礼，与小人有恩，西门安于矫性齐美。关羽、张飞，任偏同弊。行已举事，深宜鉴此！苦事异今日，嗣子幼蒙，司徒当周公之事，汝不可不尽抚顺之理。尔时天下安危，决汝二人耳！汝一月自用钱，不可过三十万。若能省此益美。西楚府舍，略所请究，计当不须改作，目求新异。凡讯狱多决，当时难可逆虑，此实为难。至讯日，虚怀博尽，慎无以喜怒加人！能择善者而从之，美自归已；不可专意自决，以矜独断之明也。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赐，尤应裁量。吾于左右，虽为少恩，如闻外论，不以为非也。以贵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厌。此易达事耳。声乐嬉游，不宜令过。（上艹下捕）酒渔猎，一切勿为；供用奉身，皆有节度。奇服异器，不宜兴长。又宜数引见佐史，相见不数，则彼我不亲。不亲，无因得尽人情；人情不尽，复何由知众事也。”数君者，皆雄才大略，有经营四海之志，而其教诫子弟，则约旨卑思，敛抑已甚。　　伏波将军马援，亦旷代英杰。而其诫兄子书曰：“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议论人长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子孙有此行也！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率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此亦谦谨自将，敛其高远之怀，即于卑选之道。盖不如是，则不足以自致于久大。藏之不密，则放之不准。苏轼诗：“始知真放本精微。”即此义也。　　气节。傲

　　自好之士多讲气节。讲之不精，则流于做而不自觉。风节穿于己者也，傲则加于人者也。汉萧望之初见霍大将军光，不肯露索挟持。王仲翁讥之。望之曰：“各从其志。”魏孙资、刘放用事，辛毗不与往来。子敝谏之，毗正色曰：“吾立身自有本末，就与孙、刘不平，不过令告不作三公而已。”家顾消之不肯降意于戴法兴等，蔡兴宗嫌其风节太峻，觊之曰：“辛毗有言：孙、刘不过使我不为三公耳。人禀命有定分，非智力可移。”因命弟子原著《定命论》以释之。此三事者，皆风节之守于己者也。若汲黯不下张场，宋（王景）不礼王毛仲，此自位高望尊，得行其志已，不得以风节目之矣。然犹不可谓之傲也。以做加入者，若盖宽饶之于许伯，孔融之于曹操，此傲在言词者也。稽康之于钟会，谢灵运之于孟觊，此做在神理在也。殷仲文之于何无忌，王僧达之于路琼之，此傲在仪节者也。息夫躬历低诸公，暨艳弹射百寮；此傲在奏议者也。此数人者，皆不得令终。大抵人道害盈，鬼神福谦，傲者内恃其才，外溢其气，其心已不固矣。如盖、孔、稽、谢、殷、王等，仅以加诸一二人，犹用无德不报，有毒必发。若息夫躬、暨艳之褊什同列，安有幸全之理哉？

　　裴子野曰：“夫有逸群之才，必思冲天之据。”盖俗之量，则偾常均之下。其能守之以道，将之以礼，殆为鲜乎！大抵怀材负奇，恒冀人以异眼相看。若一概以平等视之，非所愿也。韩信含羞于哙等，彭宠积望于无异。被其素所扶持者高，诚不欲与庸庸者齐耳。君子之道，莫善于能下人，莫不善于矜。以齐桓公之盛业，葵邱之会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国。以关公之忠勇，一念之矜，则身败于徐晃，地丧于吕蒙。以大禹之圣，而伯益赞之，以满招损，谦受益。以郑伯之弱，而楚庄王曰：　　“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不自恃者，虽危而得安；自恃者，虽安而易危。自古国家，往往然也。故挟贵、挟长、挟贤、挟放勋劳，皆孟子之所不答；而怙宠、怙侈、怙非、怙乱，皆春秋土大夫之所深讥尔。

　　文　　文字者，以代语言，记事物名数而已。其留〔流〕别大率十有一类。著作敷陈，发明吾心之所欲言者，其为类有二：无韵者曰著作，辩论之类；有韵者曰词赋，敷陈之类。人有所著，吾以意从而阐明之者，其为类一，曰叙述注释之类。以言告于人者，其为类有三：自上告下，曰诏谐檄令之类；自下告上，曰奏议献策之类；友朋相告，曰书问笺读之类。以言告于鬼神者，其为类一，曰祝祭哀吊之类。

　　记载事实以传示于后世者，其为类有四：记名人，曰纪传碑表之类；记事迹，曰叙述书事之类；记大纲，曰大政典礼之类；记小物，曰小事杂记之类。凡此一十一类，古今文字之用，尽于此矣。其九类者，占毕小儒，夫人而能为之。至词赋敷陈之类，大政典礼之类，非博学通识殆庶之才，乌足以涉其藩篱哉？

　　造句约有二端：一曰雄奇，一曰惬适。雄奇者，瑰珠俊迈，以扬马为最；诙诡恣肆，以庄生为最；兼擅瑰玮诙诡之胜者，则莫盛于韩子。惬适者，汉之匡、刘，宋之欧、曾，均能细意熨贴，朴属微至。雄奇者，得之天事，非人力所可强企。惬适者，诗书酝酿，岁月磨练，皆可日起而有功。惬适未必能兼雄奇之长；雄奇则未有不惬适者。学者之识，当仰窥于瑰玮俊迈，诙诡瓷肆之域，以期日进于高明。若施手之处，则端从平实惬适始。

　　友人钱塘戴醇土熙，尝为余言：“李伯时画七十二贤像，其妙全在异端一笔，面目精神，四肢百体，衣裙靴纹，皆与其鼻端相准相肖。或端供而凝思，或歌欹以取势，或若列仙古佛之殊形，或若鳞身蛇躯之诡趣，皆自其鼻端一笔以生变化，而卒不离其宗。”国藩以谓斯言也，可通于古文之道。夫古文亦自有气焉，有体焉。

　　今使有人于此，足反居上，首顾居下。一胜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则见者谓之不成人。又或颐隐于齐，肩高于顶，五管在上，两髀为胁，则见者亦必反而却走。为文者，或无所专注，无所归宿，漫衍而不知所裁，气不能举其体，则谓之不成文。故虽长篇巨制，其精神意趣之所在，必有所谓鼻端之一笔者。譬若水之有干流，山之有主峰，画龙者之有睛。物不能两大，人不能两首，文之主意亦不能两重，专重一处而四体停匀，乃始成章矣。

　　知道者，时时有忧危之意，其临文也亦然。仲尼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曰：“放稽其类，其衰世之意邪？”盖深有见于前圣之危心远虑，而揭其不得已而有言之故，即夫子之释《咸》四、《困》三、《解》上等十一卦之（一撇一捺）辞，抑何其惕历而深至也！盖饱经乎世变之多端，则常有跋前（嚏之右）后之惧；博识乎义理之无尽，则不敢为臆断专决之辞。自孟子好为直截俊拔之语，已不能如仲尼之谦谨，而况其下焉者乎？后世如诸葛武侯之书读，纤馀简远，差明此义；而曾子固亦有宛转思深之处，外此则辞与意俱尽，尚何谦谨之有？或辞之所至，而此心初未尝置虑于其间，又乌知所谓忧危者哉？　　敛。侈。伸。缩

　　凡为文，用意宜敛多而侈少；行气直缩多而伸少。推之孟子不如孙子处，亦不过辞昌语快，用意稍侈耳。后人为文，但求其气之伸。古人为文，但求其气之缩。

　　气恒缩，则词句多温，然深于文者，固当从这里过。

　　功效

　　天下之事，有其功必有其效；功未至而求效之遽臻则妄矣。未施敬于民，而欲民之敬我；未施信于民，而欲民之信我。卤莽而耕，灭裂而耘，而欲收丰穰十倍之利，此必不得之数也。在《易。恒》之初六曰：“浚恒贞凶，无攸利。”胡瑗释之曰：“天下之事，必皆有渐，在乎积目累久，而后能成其功。”是故为学既久，则道业可成，圣贤可到；为治既久，则教化可行，尧舜可至。若是之类，莫不由积目累久而后至，固非骤而及也。初六居下卦之初，为事之始，责其长久之道，永远之效，是犹为学之始，欲亟至于周孔；为治之始，欲化及于尧舜。不能积久其事，而求常道之深，故于贞正之道，见其凶也。无攸利者，以此而往，必无所利。孔子曰：“欲速则不达”也。是故君子之用功也，如鸡伏卵不舍，而生气渐充；如燕营巢不息，而结构渐牢；如滋培之木，不见其长，有时而大；如有本之泉，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但知所谓功，不知所谓效；而效亦徐徐以至也。

　　嵇康曰：“夫为稼于汤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虽终归于焦烂，必一溉者后枯，然则一慨之益，固不可诬也。”此言有一分之功，必有一分之效也。程子曰：

　　“修养之所以引年，国作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于圣贤，皆工夫到这里，则自有此应。”此言有真积力久之功，而后有高厚悠远之效也。孟子曰：“宋人有闳其苗之不长而握之者，谓其人曰‘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此言不俟动候之至，而违期速效，反以害之也。苏轼曰：“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北方之勇者生不识水，问于没人而求所以没，以其言试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此言不知致功之方，而但求速效，亦反以害之也。

　　君子。小人　　陈容有言曰：“仁义岂有常？蹈之则为君子，违之则为小人。”大能言乎！仁者物我无间之谓也。一有自私之心，则小人矣。义者无所为而为之谓也。一有自利之心，则小人矣。同一日也，朝而公正，则为君子；夕而私利，则为小人。同一事也，初念公正，则为君子；转念私利，则为小人。推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所争只在几微。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如是，颠沛必如是，一不如是，则流入小人而不自觉矣。所谓小人者，识见小耳，度量小耳。井底之蛙，所窥几何，而自以为绝伦之学；辽东之豕，所异几何，而自以为盖世之勋。推之以孓孓为义，以（左石右经之右）（左石右经之右）为信，以龊龊为廉，此皆识浅而易以自足者也。君臣之知，须积诚以相感，而动凝主恩之过薄；朋友之交，贵积渐以相孚，而动怨知己之罕觏，其或兄弟不相容，夫妇不相信，父子不相亮，此皆量编而易以滋疑者也。君子则不然，广其识，则天下之大，弃若敞展；尧舜之业，视若浮云。宏其度，则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乌有所谓自私自利者哉？不此之求，而诩诩然号于众曰：“吾君子也！”当其自诩君子深信不疑之时，识者已嗤其为小人矣。

　　笔记十二篇

　　才德

　　司马温公曰：“才德全尽，谓之圣火；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余谓德与才不可偏重。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溉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郎其舟揖栋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隐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主之则近于小人。世人多不甘以愚人自居，故自命每愿为有才者；世人多不欲与小人为绿，故现人每好取有德者，大较然也。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自修之方，观人之术，皆以此为衡可矣。吾生平短于才，爱我者或谬以德器相许，实则虽曾任艰巨，自问仅一愚人，幸不以私智诡谲凿其愚，尚可告后昆耳。

　　诚神　　大圣因由生知，而其平生，造次克念精诚，亦通异于庸众。闻《韶》尽善，则亡味至于三月；读《易》寡过，则韦编至于三绝。文王则如见于琴，周公则屡入于梦，至诚所积，神奇应焉。故麟见郊而增感，凤不至而兴叹，盖其平日力学所得，自信为天地鬼神所不违也。即至两楹梦奠之际，褥神为巨之请，亦皆守礼循常，较然不欺。其后，曾子易篑，诵战兢之诗，而自幸知免，犹有圣门一息不懈之风。后世若邵子之终，马、程造人成集，朱子之没，黄、蔡诸子并临，亦皆神明朗彻，不负所学。昔人云：“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若非精诚积于毕生，神志宁于夙昔，岂能取办于临时哉。

　　兵气

　　田单攻狄，鲁仲连策其不能下，已而果三月不下。田单问之，仲连曰：“将军之在即墨，坐则织贷，立则仗插，为士卒倡。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闻君言，莫不挥涕奋臂而欲战，此所以破燕也。当今将军东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娱，黄金横带而骋乎淄渑之间，有生之乐，无死之心，所以不胜也。”余尝深信件连此语，以为不刊之论。

　　同治三年，江宁克复后，余见湘军将士骄盈娱乐，虑其不可复用，全行遣撤归农。至四年五月，余奉命至河南、山东剿捻，湘军从者极少，专用安徽之难勇。余见准军将上虽有振奋之气，亦乏忧危之怀，窃用为虑，恐其不能平贼。庄子云：

　　“两军相对，哀者胜矣。”仲连所言以忧勤而胜，以娱乐而不胜，亦即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之指也。其后余因疾病，疏请退休，遂解兵柄，而合肥李相国卒用难军以削平捻匪，盖淮军之气尚锐。忧危以感士卒之情，振奋以作三军之气，二者皆可以致胜，在主帅相时而善用之已矣。余专生忧勤之说，范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聊志于此，以识吾见理之偏，亦见古人格言至论，不可举一概百，言各有所当也。　　勉强

　　魏安厘王问天下之高土于子顺，于顺以鲁仲连对。王曰：“鲁仲连强作之者，非体自然也。”子顺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变，习与体成，则自然也。”余观自古圣贤豪杰，多由强作而臻绝诣。淮南子曰：“功可强成，名可强立。”《中庸》曰：“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近世论人者，或曰某也向之所为不如是，今强作如是，是不可信。沮自新之途，而长偷情之风，莫大乎此。吾之现人，亦尝有因此而失贤才者，追书以志吾过。　　忠勤

　　开国之际，若汉唐之初，异才、畸土、丰功、伟烈，飙举云兴，盖全系夫夫运，而人事不得与其间。至中叶以后，君子欲有所建树，以济世而康屯，则天事居其半，人事居其半。以人事与天争衡，莫大乎忠勤二字。乱世多尚巧伪，惟忠者可以革其习；末欲多趋偷惰，惟勤者可以遏其流。忠不必有过人之才智，尽吾心而已矣；勤不必有过人之精神，竭吾力而已矣。能剖心肝以奉至尊，忠至而智亦生焉；能苦筋骸以捍大患，勤至而勇亦出焉。余观近世贤哲，得力于此二字者，颇不乏人，余亦忝附诸贤之后，谬窃虚声，而于忠勤二字，自愧十不逮一。吾家子姓，倘将来有出任艰巨者，当励忠勤以补吾之阙憾。忠之积于平日者，则自不妄语始；勤之积于平日者，则自不晏起始。

　　才用

　　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梁雨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牛不可以捕鼠，骐骥不可以守阁。千金之剑以之析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招。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否则钻俗而终无所成。故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宜也。魏无知论陈平曰：“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无益胜负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当战争之世，苟无益胜负之数，虽盛德亦无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实者流，今老矣，始知药之多不当于病也。

　　史书

　　《史记》叙韩信破魏豹，以木罂渡军，其破龙且以囊沙壅水，窃尝疑之。魏以大将柏直当韩信，以骑将冯敬当灌婴，以步将项它当曹参，则两军之数范亦各不下万人，木罂之所渡几何？至多不过二三百人，岂足以制胜平？沙囊壅水，下可渗漏，旁可横溢，自非兴工严塞，断不能筑成大堰，空之使下流竟绝。如其宽河盛涨，则塞之固难，决之亦复不易。若其小港微流，易塞易决，则决后未必遂不可涉渡也。二者接之事理，皆不可信。叙兵事莫善于《史记》，史公叙兵莫详于《淮阴传》，而其不足据如此。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君子之作事，既征话古籍，职请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至冒昧从事耳。

　　阳刚　　汉初功臣惟樊哙气质较粗，不能与诸贤并论，淮阴侯所羞与为伍者也。然吾观其人有不可及者二：沛公初入咸阳，见秦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哙辄谏止，谓此奢丽之物，乃秦之所以亡，愿急还霸上，无留宫中，一也。高祖病卧禁中，诏户者：无得入群臣！哙独排闼直入，谏之以昔何其勇，今何其惫，且引赵高之事以为鉴，二也。此二事者，乃不愧大人格君心者之所为。盖人禀阳刚之气最厚者，其达于事理必有不可掩之伟论，其见于仪度必有不可犯之英风，哙之鸿门被帷，拔剑割彘，与夫霸上还军之请，病中排闼之谏，皆阳刚之气之所为也。未有无阳刚之气，而能大有立于世者。有志之君子养之无害可耳。

　　汉文帝

　　天下惟诚不可掩，汉文帝之谦让，其出于至诚者乎！自其初至代邪，西向让三，南向让再，已歉然不敢当帝位之尊，厥后不肯建立太子，增祀不肯祈福，与赵佗书曰“侧室之子”，曰“弃外奉藩”，曰“不得不立”。临终遗诏：戒重服，戒久临，戒厚葬。盖始终自觉不称天子之位，不欲享至尊之奉。至于冯唐众辱而卒使尽言，吴王不朝而赐以几杖，（外勹内亡）群臣言朕过失，匡朕不逮，其谦让皆发于中心恻（忄旦）之诚，盖其德为三代后仅见之贤主，而其心则自愧不称帝王之职而已矣。

　　夫使居高位者而常存愧不称职之心，则其过必鲜，况大君而存此心乎！吾尝谓为大臣者，宜法古帝王老三事：舜禹之不与也，大也；文王之不遑也，勤也；汉文之不称也，谦也。师此三者而出于至诚，其免于戾戾乎。

　　周亚夫　　周亚夫刚正之气，已开后世言气节者之风。观其细柳劳军，天子改容，已凛然不可犯。厥后将兵，不救梁王之急，不肯候工信，不肯王匈奴六人，皆秉刚气而持正论，无所瞻顾，无所屈挠，后世西汉若萧望之、朱云，东汉若杨震、孔融之徒，其风节略与相近，不得因其死于非命而薄之也。惟其神锋太隽，瞻瞩太尊，亦颇与诸葛恪相近，是乃取祸之道，君子师其刚而去其傲可耳。

　　言命　　孟子言治乱兴衰之际，皆由人事主之，初不关乎天命，故曰“以齐工由反手也”，曰“可使制挺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皆以人谋而操必胜之权。所谓祸福无不自己求之也。董子亦曰“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与孟子之言相合。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左鬼右谁之右）其如予何！”“天之末丧斯文，匡人其如予何！”亦似深信在已者之有权。然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有“吾已矣夫”

　　之叹，又似以天命归请不可知之数。故其答予服景伯曰：“道之将行，命也；道之将废，命也。”语南宫适曰：“君子若人，尚德若人。”隐然以天命为难测。圣贤之言微旨不同，在学者默会之焉耳。

　　功效

　　苟有富必能润屋，苟有德必能润身，不必如孔子之温良恭俭，孟子之（日卒）　　碑面盎背，而后为符验也。凡盛德之君子，必有非常之仪范。是真龙必有云，是真虎必有风，不必如程门之游、杨、尹、谢，朱门之黄、蔡、陈、李，而后为响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