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城集》栾城应诏集卷十一

◆试论八首　　儒者必慎其所习，习之不正，终身病之。《公羊》之书，好为异说而无统，多作新意以变惑天下之耳目，是以汉之诸儒治《公羊》者，比于他经，最为迂阔。至于何休，而其用意又甚于《公羊》，盖其势然也。《经》书：“公及戎盟于潜。”《公羊》犹未有说也，而休以为王者不治夷狄，录戎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公之及戎盟于潜也，时有是事也。时有是事，而孔子不书可乎？故《春秋》之书，其体有二：有书以见褒贬者，有书以记当时之事，备史记之体，而其中非必有所褒贬予夺者。公之及戎盟于潜，是无褒贬予夺者也，而休欲必为之说，是以其说不得不妄也。且王者岂有不治夷狄者乎？王者不治夷狄，是欲苟安于无事者之说也。古之所以治夷狄之道，世之君子尝论之矣。有用武而征伐之者，高宗、文王之事是也；有修文而和亲之者，汉之文、景之事是也；有闭拒而不纳之者，光武之谢西域、绝匈奴之事是也。此三者皆所以与夷狄为治之大要也。今日来者必不可拒，则是光武之谢西域，以息中国之民者非乎？去者必不可追，则是高宗、文王凡所以征其不服而讨其不庭者皆非也。凡休之说，施之于中国强盛、夷狄暴横之时，则将养寇以遗子孙之忧；施之于中国新定休息自养之际，则为夷狄之所役，使以自劳敝而不得止。凡此二者，休之说无施而可也。盖愚闻之，圣人之于戎狄也，吾欲来之则来之，虽有欲去者，不可得而去也；吾欲去之则去之，虽有欲来者，亦不可得而来也。要以使吾中国不失于便，而置夷狄于不便之地，故其屈伸进退，莫不在我。而休欲其自来而自去也耶，此其尤不可者也。治休之学者曰《春秋》托始以治天下，当隐公之际，未暇远略，故先书晋灭夏阳，不书楚灭谷、邓。夫谷、邓之不书，是楚之未通而不告也。如使圣人未欲与夷狄交通，则虽有欲至，尚可得而至哉？愚故曰《春秋》之书“公及戎盟于潜”，是记事之体，而无休之说也。　　

　　天下之让三：有不若之让，有相援之让，有无故之让。让者，天下之大功大善也。然而至于无故之让，则圣人深疾而排之，以为此奸人之所以盗名于暗世者也。昔者公族穆子之让韩起，范宣子之让知伯，宣子、穆子中心诚有以愧于彼二人也，是不若之让也。舜之命禹也，让于皋陶，其命益也，让于朱虎、熊罴。夫皋陶之不能当禹之任，朱虎、熊罴之不能办益之事，亦已明矣。然犹让焉者，此所谓相援之让也。夫使天下之人皆能让其所不及，则贤材在位，而贤不肖不争；皆能让以相援，则君子以类升，而小人不能间。此二者天下之大善也。然而至于无故之让，则天下之大不善也。东汉之衰，丁鸿、邓彪、刘恺此三人者，皆当袭父爵而以让其弟，非是先君之命，非有嫡庶之别，而徒让焉，以自高于世俗。世之君子従而讥之。然此三人者之中，犹有优劣焉。刘、邓让而不反，以遂其非。丁鸿让而不终，听其友人鲍骏之言而卒就国，此鸿之所以优于刘、邓也。且夫闻天下之有让，而欲窃取其名以自高其身，以邀望天下之大利者，刘恺之心也。闻天下之让而窃慕之，而不知其不同，以陷于不义者，丁鸿之心也。推其心而定其罪，则恺在可戮，而鸿为可恕，此真伪之辨也，贤愚可以见矣。故范晔曰：“太伯、伯夷未始有其让也，故太伯称至德，伯夷称贤人，末世徇其名而昧其致，则诡激之行兴矣。”若夫邓彪、刘恺让其弟以取义，使弟受非服，而己受其名，不已过乎？夫君子之立言，非以苟显其理，将以启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以苟显其身，将以教天下之方动者。言行之所开塞可无慎乎？丁鸿之心主乎忠爱，何其终悟而従义也。异乎数子之徇名者也。嗟夫！世之邪僻之人，盗天下之大名，以冒天下之大利，自以为人莫吾察，而不知君子之论有以见之。故为国者不可以不贵君子之论也。

　　　　周衰，凡所以教民之具既废，而战攻侵伐之役交横于天下，民去其本而争事于末。当时之君子思救其弊，而求之太迫，导之无术。故樊迟请学为稼，又欲为圃，而孔子従而讥之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肃；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释之曰：礼义与信足以成德，又安用稼哉？嗟夫！仁人之言，其始常若迂阔而不可行，然要其终，其取利多而卒以无弊者，终莫能易其说。盖孔子之于卫，常欲正名，而子路笑之矣。冉子之于鲁，常欲彻，而鲁君非之矣。何则？卫之乱，若非正名之所能安；而鲁之饥，若非彻之所能救。然而欲天下无饥与乱，则非此二者莫之能济。故夫欲取其利而取之于远，则取利多而民不知；欲图其事而图之于深，则事有渐而后无弊。今夫樊迟欲为农圃以富民，而孔子答之以礼义信也。天下疑之，而愚以为不然。若观于《孟子》而求其所以辨许行之说，则夫农圃之事，乃有可以礼义致而可以信取之道。何者？许子欲使君臣并耕，饔?食而治，此岂非樊子所愿学者哉？而孟子答之以尧舜无所用心于耕稼。尧以不得舜为忧，舜以不得禹为忧。尧得舜，舜得禹，而礼义流行，忠信洋溢，则天下之民，将不劝之耕而自为耕，不督之圃而自为圃，而何致于身服农圃之劳，而忧农圃之忧哉？且夫欲劝天下之农而至于亲为之者，亦足以见其无术矣。古之圣人，其御天下也，礼行而民恭，则役使如意；义行而民服，则劳苦而不怨；信行而民用情，则上下相知而教化易行。三德既成，则民可使蹈白刃而无怨，而况农圃之功哉！故夫欲致其功而形之于远，则功可成；欲力其事而为之于近，则百弊起。今欲君子、小人而皆従事于农，则夫天下之民尚谁使治之哉？

　　　　三代之时，法令宽简，所以堤防禁固其民而尊严其君者，举皆无有。而其所都之地，又非有深山大河之固，然而历岁数百长久而安存者何耶？秦之法令可谓峻矣，而其所都，又关中天府之固，古之所谓百二者也。然而二世而亡者何耶？太史公曰：“权势法制所以为治也，地形险阻所以为固也。”然而二者犹未足恃也。故曰形势虽强，犹不如德也。天下之形势，愚尝论之矣。读《易》至于《坎》，喟然而叹曰：嗟夫！圣人之所以教人者，盖详矣夫。《坎》之为言，犹曰险也。天之所以为险者，以其不可升，而地之所以为险者，以其有山川丘陵。天地之险，愚闻之矣，而人之险，愚未之闻也。或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此人之险，而高城深地之谓也。曰非也，高城深池，此无以异于地之险。而人之险，法制之谓也。天下之人，其初盖均是人也，而君至于为君之尊，而民至于为民之卑，君上日享其乐而臣下日安其劳，而不敢怨者，是法制之力也。然犹未也，可以御小害，而未可以御大害也。大盗起，则城池险阻不可以固而留，众叛亲离，则法制不可以执而守。是必有非形之形，非势之势，而后可也。故至《坎》之六四而曰：“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夫六四处刚柔相接之时，而乃用一樽、二簋、土盎、瓦缶相与拳曲俯仰于户牖之下，而终获无咎，此岂非圣人知天下之不可以强服，而为是优柔従容之德，以和其刚强难屈之心，而作其愧耻不忍之意故耶？嗟夫！秦人自负其强，欲以斩刖齐天下之民，而以山河为社稷之保障，不知英雄之士开而辟之，刑罚不能绳，险阻不能拒。故圣人必有以深结天下之心，使英雄之士有所不可解者，则《坎》之六四是也。

　　　　君子之为政，权其轻重，而审其小大，不以轻害重，不以小妨大。为天下之大善，而小有不合焉者，君子不顾也。立天下之大善，而以小有不合而止，则是天下无圣人，大善终不可得而建也。自周之亡，其父子君臣冠昏丧祭之礼，皆以沦废。至于汉兴，贤君名臣，比比而出，皆知礼之足以为治也，然皆拱手相视，而莫敢措。非以礼为不善也，以为不可复也，是亦自轻而已。故元、成之间，刘向上书，以为礼以养人为本。如有过差，是过而养人也。刑罚之过，或至于死伤，然有司请定法令，笔则笔，削则削，是敢于杀人而不敢于养人也。然而为是者，则亦有故。律令起于后世，而礼出于圣人。敢变后世之刑，而不敢变先王之礼，是亦畏圣人太过之弊也。《记》曰：礼之所生，生于义也。故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则亦何至于惮之而不敢邪？今夫冠礼，所以养人之始，而归之正也；昏礼，所以养人之亲，而尊其祖也；丧礼，所以养人之孝，而为之节也；祭礼，所以养人之终，而接之于无穷也；宾客之礼，所以养人之交，而慎其渎也；乡礼，所以养人之本，而教之以孝悌也。凡此数者，皆待礼而后可以生。今皆废而不立，是以天下之人，皇皇然无所折衷，求其所従而不得，则不能不出其私意，以自断其礼。私意既行，故天下之弊起。奢者，极其奢以伤其生；俭者，极其俭以不得其所欲。财用匮而饥寒作，饥寒作而盗贼起，盗贼起而民之所恃以为养者，皆失而不可得。虽日开仓廪发府库以赡百姓，民犹未可得而养也。故古之圣人，不用财，不施惠，立礼于天下，而匹夫匹妇，莫不自得于闾阎之中，而无所匮乏，此所谓知本者也。　　

　　善夫！诗人之为《诗》也。成王之时，天下已平，其君子优柔和易而无所怨怒，天下之民各乐其所。年谷时熟，父子兄弟相爱，而无暴戾不和之节，莫不相与作为酒醴，剥烹牛羊，以烹以祀，以相与宴乐而不厌。诗人欲歌其事，而以为未足以见其盛也，故又推而上之，至于朝廷之间，见其君臣相安而亲戚相爱。至于祭祀宗庙，既事而又与其诸父昆弟皆宴于寝旅，酬下至于无算爵，君臣释然而皆醉。故为作《既醉》之诗以歌之。而后之传《诗》者，又深思而极观之，以为一篇之中，而五福备焉。然愚观于《诗》、《书》，至《抑》与《酒诰》之篇，观其所以悲伤前世之失，及其所以深惩切戒于后者，莫不以饮酒无度、沈湎荒乱、号呶倨肆以败乱其德为首。故曰：“百祸之所由生，百福之所由消耗而不享者，莫急于酒。”周公之戒康叔曰：“酒之失，妇人是用。二者合并，故五福不降，而六极尽至。”愚请以小民之家而明之。今夫养生之人，深自覆护拥闭，无战斗危亡之患，然而常至于不寿者何耶？是酒夺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