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城集》栾城应诏集卷三

◆进论五首

　　天下之变，常伏于其所偏重而不举之处，故内重则为内快，外重则为外患。古者聚兵京师，外无强臣，天下之事，皆制于内。当此之时，谓之内重。内重之弊，奸臣内擅而外无所忌，匹夫横行于四海而莫之能禁。其乱不起于左右之大臣，则生于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专在内也。古者诸侯大国，或数百里，兵足以战，食足以守，而其权足以生杀，然后能使四夷、盗贼之患不至于内，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内患不作。当此之时，谓之外重。外重之弊，诸侯拥兵，而内无以制。由此观之，则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内，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齐、晋、秦、楚，绵地千里，内不胜于其外，以至于灭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于此也，于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关中，夷灭其城池，杀戮其豪杰，使天下之命皆制于天子。然至于二世之时，陈胜、吴广大呼起兵，而郡县之吏，熟视而走，无敢谁何。赵高擅权于内，颐指如意，虽李斯为相，备五刑而死于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拥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于外之不足而无有以制之也。至于汉兴，惩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遗孽余烈，至于文、景而为淮南、济北、吴、楚之乱。于是武帝分裂诸侯，以惩大国之祸，而其后百年之间，王莽遂得以奋其志于天下，而刘氏子孙无复龃龉。魏晋之世，乃益侵削诸侯，四方微弱，不复为乱，而朝廷之权臣、山林之匹夫，常为天下之大患。此数君者，其所以制其内外轻重之际，皆有以自取其乱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内则为内忧，在外则为外患。而秦汉之间，不求其势之本末，而更相惩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祸循环无穷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于天下，非如妇人孺子之爱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谨守之，不忍以分于人，此匹夫之所谓智也，而不知其无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圣人将有所大定于天下，非外之有权臣，则不足以镇之也。而后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翦其股肱，而责其成功，亦已过矣。愚尝以为天下之势，内无重，则无以威外之强臣，外无重，则无以服内之大臣而绝奸民之心。此二者，其势相持而后成，而不可一轻者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尽以沿边为节度府，而范阳、朔方之军，皆带甲十万，上足以制夷狄之难，下足以备匹夫之乱，内足以禁大臣之变。而其将帅之臣常不至于叛者，内有重兵之势，以预制之也。贞观之际，天下之兵八百余府，而在关中者五百，举天下之众，而后能当关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于乘间衅以邀大利者，外有节度之权以破其心也。故外之节度，有周之诸侯外重之势，而易置従命，得以择其贤不肖之才。是以人君无征伐之劳，而天下无世臣暴虐之患。内之府兵，有秦之关中内重之势，而左右谨饬，莫敢为不义之行。是以上无逼夺之危，下无诛绝之祸。盖周之诸侯，内无府兵之威，故陷于逆乱而不能自止。秦之关中，外无节度之援，故胁于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无周秦之害，形格势禁，内之不敢为变，而外之不敢为乱，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败之遗踪而论计之得失，徒见开元之后，强兵之将皆为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为猖狂不审之计。夫论天下，论其胜败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则不若穷其所由胜败之处。盖天宝之际，府兵四出，萃于范阳，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赵、魏，是以禄山、朱泚得至于京师，而莫之能禁，一乱涂地。终于昭宗，而天下卒无宁岁。内之强臣，虽有辅国、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诛王涯，杀贾餗，自以为威震四方，然刘従谏为之一言，而震慑自敛，不敢复顾。其后崔昌遐倚朱温之兵以诛宦官，去天下之监军，而无一人敢与抗者。由此观之，唐之衰，其弊在于外重，而外重之弊，起于府兵之在外，非所谓制之失，而后世之不用也。

　　昔者商周之兴，始于稷、卨，而至于汤、武，凡数百年之间，而后得志于天下。其成功甚难，而享天下之利至缓也。然桀、纣既灭，收天下，朝诸侯，自处于天子之尊，而下无不服之志，诛一匹夫，而天下遂定，盖其用力亦甚易而无劳也。至于秦汉之际，其英雄豪杰之士，逐天下之利惟恐不及，而开天下之衅惟恐其后之也。奋臂于大泽，而天下之士云合响应，转战终日，而辟地千里。其取天下，若此其无难也。然天下已定，君臣之分既明，分裂海内，以王诸将，将以传之无穷，百世而不变。而数岁之间，功臣大国反者如猬毛而起。是何其取之之易而守之之难也？若夫五代干戈之际，其事虽不足道，然观其帝王起于匹夫，鞭笞海内，战胜攻取，而自梁以来，不及百年，天下五禅，远者不过数十年，其智虑曾不足以及其后世，此亦甚可怪也。盖尝闻之，梁之亡，其父子兄弟自相屠灭，虐用其民，而天下叛；周之亡，适遭圣人之兴，而不能以自立。此二者君子之所不疑于其间也。而后唐之庄宗、明宗与晋、汉之高祖，皆以英武特异之姿，据天下太半之地，及其子孙材力智勇亦皆有以过人者，然终以败乱而不可解，此其势必有以自取之也。盖唐、汉之乱，始于功臣，而晋之乱，始于戎狄，皆其以易取天下之过也。庄宗之乱，晋高祖以兵趋夷门，而后天下定于明宗；后唐之亡，匈奴破张达之兵，而后天下定于晋；匈奴之祸，周太祖发南征之议，而后天下定于汉。故唐灭于晋，晋乱于匈奴，而汉亡于周。盖功臣负其创业之勋，而匈奴恃其驱除之劳，以要天子。听之则不可以久安，而诛之则足以召天下之乱，动一功臣，天下遂并起而轧之矣。故唐夺晋高祖之权而亡，晋绝匈奴之和亲而灭，汉诛杨邠、史肇而周人不服，以及于祸。彼其初，无功臣，无匈奴，则不兴；而功臣、匈奴卒起而灭之。故古之圣人，有可以取天下之资而不用，有可以乘天下之势而不顾，抚循其民，以待天下之自至。此非以为苟仁而已矣，诚以为天下之不可以易取也。欲求天下而求之于易，故凡事之可以就天下者，无所不为也。无所不为而就天下，天下既安而不之改，则非长久之计也。改之而不顾，此必有以忤天下之心者矣。昔者晋献公既没，公子重耳在翟，里克杀奚齐、卓子而召重耳。重耳不敢入。秦伯使公子絷往吊，且告以晋国之乱，将有所立于公子。重耳再拜而辞，亦不敢当也。至于夷吾，闻召而起，以汾阳之田百万命里克，以负蔡之田七十万命丕郑，而奉秦以河外列城五。及其既入，而背内外之赂，杀里克、丕郑而发兵以绝秦，兵败身虏，不复其国。而后文公徐起而收之，大臣援之于内，而秦、楚推之于外，既反而霸于诸侯。唯其不求入，而人入之，无赂于内外，而其势可以自入。此所以反国而无后忧也。其后刘季起于丰沛之间，従天下武勇之士入关，以诛暴秦，降子婴。当此之时，功冠诸侯，其势遂可以至于帝王。此皆沛公之所自为，而诸将不与也。然至追项籍于固陵，兵败，而诸将不至，乃捐数千里之地以与韩信、彭越，而此两人卒负其功，背叛而不可制。故夫取天下不可以侥幸于一时之利。侥幸于一时之利，则必将有百岁不已之患。此所谓不及远也。

　　伊尹既立太甲，不明而放诸桐，天下不以为不义。武王既没，成王幼，周公摄天子之位，朝诸侯于明堂，而召公不说，管叔、蔡叔咸叛，天下几至于不救。二者此其故何也？太甲既立矣，而不足以治天下，则夫伊尹犹有以辞于后世也。盖周公之事，其迹无以异于伊尹，然天下之人举皆疑而不信，此无足怪也。何者？天下未知夫成王之不明，而周公摄，则是周公未有以服天下之心而强摄焉，以为之上也。且夫伊尹之摄其事，则有所不得已而然尔。太甲虽废，而伊尹未敢有所复立，以召天下之乱，故宁以己摄焉，而待夫太甲之悔，是以天下无疑乎其心。今夫周公之际，其势未至于不得已也。使成王拱手以居天下之上，而周公为之佐，以成王之名号于天下，而辅之以周公，此所谓其势之未至于不得已者矣。而周公不居，则夫天下之谤，周公之所自取也。然愚以为不然，挟天子以令天下，此诸葛孔明之事耳，而周公岂不足以知之？盖夫人臣惟无执天子之权，人臣而执天子之权，则必有忠于其心，而后可以自免于难。何者？人臣而用天子之事，此天子之所忌也。以一人之身，上为天子之所忌，而下为左右之大臣従而媒孽其短，此古之忠臣所以尽心而不免于祸，而世之奸雄之士所以动其无君之心而不顾者也。使成王用事于天下，而周公制其予夺之柄，则愚恐成王有所不平于其心，而管、蔡之徒乘其隙而间之，以至于乱也。使成王有天子之虚名，而不得制天下之政，则愚恐周公有所不忍于其志，赧然其有不安之心也。是以宁取而摄之，使成王无与乎其间，以破天下谗慝之谋，而绝其争权之心，是以其后虽有管、蔡之忧，而天下不摇。使其当时立于群臣之间，方其危疑扰攘而未决也，则愚恐周公之祸，非居东之所能免，而管、蔡得志于天下，成王将遂不立也。呜呼！其思之远哉！

　　上善与人言者，因其人之言而为之言，则天下之为辩者服矣。与其里人言，而曰“吾父以为不然”，则谁肯信以为尔父之是是？故不若与之论其曲直，虽楚人可以与秦人言之而无害。故夫天下之所为多言，以排夫异端而终以不明者，唯不务其是非利害，而以父屈人也。夫圣人之所为尊于天下，为其知夫理之所在也。而周公、仲尼之所为信于天下，以其弟子而知之也。故非其弟子，则天下有不知周公之为周公，而仲尼之为仲尼者矣。是故老聃、庄周其为说不可以周、孔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