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城集》栾城后集卷十三

◆颍滨遗老传下还朝，为御史中丞。命由中出，宰相以下多不悦。所荐御史，率以近格不用。自元祐初，革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一时人心已定，惟元丰旧党分布中外，多起邪说以摇撼在位。吕微仲与中书侍郎刘莘老二人尤畏之，皆持两端，为自全计，遂建言欲引用其党，以平旧怨，谓之“调停”。宣仁后疑不决，辙于延和面论其非。退，复再以札子论之。

　　其一曰：臣近面论君子小人不可并处朝廷，窃观圣意，似不以臣言为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词迫遽，有所不尽，退伏思念，若使邪正并进，皆得预闻国事，此治乱之几，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臣误蒙圣恩，典司邦宪。臣而不言，谁当救其失者。谨复稽之古今，考之圣贤之格言，莫不谓亲近君子，斥远小人，则人主尊荣，国家安乐。疏外君子，进任小人，则人主忧辱，国家危殆。此理之必然，非一人之私言也。其于《周易》，所论尤详，皆以君子在内，小人在外，为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内，君子在外，为阴阳之逆节。故一阳在下，其卦为《复》；二阳在下，其卦为《临》。阳虽未盛，而居中得地，圣人知其有可进之道。一阴在下，其卦为《姤》；二阴在下，其卦为《遁》。阴虽未壮，而圣人知其有可畏之渐。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阴阳之和者，惟《泰》而已。《泰》之为象，三阳在内，三阴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为，小人奠居于外，安而无怨，故圣人名之曰“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时，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无失其所，则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势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则势将必至于反复。故《泰》之九三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窃惟圣人之戒，深切详尽，所以诲人者至矣。独未闻以小人在外，忧其不悦而引之于内，以自遗患者也。故臣前所上札子，亦以谓小人虽决不可任以腹心，至于牧守四方，奔走庶务，各随所长，无所偏废。宠禄恩赐，彼此如一，无一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置之于内，是犹畏盗贼之欲得财，而导之于寝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开之以坰牧。天下无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势同冰炭，同处必争。一争之后，小人必胜，君子必败。何者？小人贪利忍耻，击之难去，君子洁身重义，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语曰：“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盖谓此矣。先帝以聪明圣智之资，疾颓靡之俗，将以纲纪四方，追迹三代。今观其设意，本非汉、唐之君所能仿佛也。而一时臣佐，不能将顺圣德，造作诸法，率皆民所不悦。及二圣临御，因民所愿，取而更之，上下欣慰。当此之际，先朝用事之臣，皆布列于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彷徨踧?，若无所措。朝廷虽不加斥逐，其势亦自不能复留矣。尚赖二圣慈仁，不加谴责，而宥之于外，盖已厚矣。今者政令已孚，事势大定，而议者惑于浮说，乃欲招而纳之，与之共事，欲以此“调停”其党。臣谓此人若返，岂肯徒然而已哉！必将戕害正人，渐复旧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祸，盖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盖自熙宁以来。小人执柄二十年矣，建立党与，布满中外，一旦失势，晞觊者多。是以创造语言，动摇贵近，协之以祸，诱之以利，何所不至。臣虽未闻其言，而概可料矣。闻者若又不加审察，遽以为然，岂不过甚矣哉！臣闻管仲治齐，夺伯氏骈邑三百，饭蔬食，没齿无怨言。诸葛亮治蜀，废廖立、李严为民，徙之边远，久而不召。及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骈、立、严三人者，皆齐、蜀之贵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贵臣，而使之无怨者，非有他也，赏罚必公，举措必当，国人皆知所与之非私，而所夺之非怨，故虽仇雠莫不归心耳。今臣窃观朝廷用舍施设之间，其不合人心者，尚不为少，彼既中怀不悦，则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纳之，以平其隙，臣未见其可也。《诗》曰：“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陛下诚以异同反复为忧，惟当久任才性忠良、识虑明审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虽未及皋陶、伊尹，而不仁之人知自远矣。惟陛下断自圣心，不为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进，后有噬脐之悔，则天下幸甚。臣既待罪执法，若见用人之失，理无不言，言之不従，理不徒止。如此则异同之迹，益复著明。不若陛下早发英断，使彼此泯然无迹。可见之为善也。奏入，宣仁后命宰执于廉前读之，仍谕之曰：“苏辙疑吾君臣遂兼用邪正，其言极中理。”诸公相従和之。自此参用邪正之说衰矣。辙复奏曰：圣人之德，莫如至诚。至诚之功，存于不息，有能推至诚之心而加之以不息之久，则天地可动，金石可移，况于斯人，谁则不服？臣伏见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随时驰张，改革弊事，因民所恶，屏去小人。天下本无异心，群党自作浮议。近者德音一发，众心涣然，正直有依，人知所向。惟二圣不移此意，则天下谁敢不然？卫多君子，而乱不生，汉用汲黯，而叛者寝。苟存至诚不息之意，自是太平可久之功。此实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然臣以谓昔所柄任，其徒实繁，布列中外，岂免窥伺？若朝廷施设必当，则此辈觊望自消。昔田Ｓ〗蚡为相，所为贪鄙，则窦婴、灌夫睥睨宫禁。诸葛亮治蜀，行法廉平，则廖立、李严虽流徙边郡，终身无怨。此则保国宁人之要术，自古圣贤之所共由者也。臣窃见方今天下虽未大治，而祖宗纲纪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大臣正己平心，无生事要功之意，因弊修法，为安民靖国之术，则人心自定，虽有异党，谁不归心。向者异同反复之心，盖亦不足虑矣。但患朝廷举事，类不审详。曩者，黄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凿，欲导之使东，移下就高，汩五行之理。及陛下遣官按视，知不可为，犹或固执不従。经今累岁，回河虽罢，减水尚存，遂使河朔生灵财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顺，朝廷招来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将吏创筑二堡，以侵其膏腴；议纳醇忠，以夺其节铖。功未可觊，争已先形。朝廷虽知其非，终不明白处置，若遂养成边衅，关陕岂复安居？如此二事，则臣所谓宜正已平心，无生事要功之意者也。昔嘉祐以前，乡差衙前，民间常有破产之患。熙宁以后，出卖坊场以雇衙前，民间不复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务于复旧，一例复差。官收坊场之钱，民出衙前之费，四方惊顾，众议沸腾。寻知不可，旋又复雇。雇法有所未尽，但当随事修完。而去年之秋，复行差法。虽存雇法，先许得差。州县官吏利在起动人户，以差为便。差法一行，即时差足，雇法虽在，谁复肯行。臣顷奉使契丹，河北官吏皆为臣言：“岂朝廷欲将卖坊场钱别作支费耶。不然，何故惜此钱而不用，竭民力以供官。”此声四驰，为损非细。又熙宁雇役之法，三等人户并出役钱，上户以家产高强，出钱无艺，下户昔不充役，亦遣出钱。故此二等人户不免咨怨。至于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钱不多，雇法之行，最为其便。及元祐罢行雇法，上下二等，欣跃可知，唯是中等则反为害。臣请且借畿内为比，则其余可知矣。畿县中等之家，例出役钱三贯，若经十年，为钱三十贯而已。今差法既行，诸县手力，最为轻役；农民在官，日使百钱，最为轻费，钱一岁之用，已为三十六贯。二年役满，为费七十余贯。罢役而归，宽乡得闲三年，狭乡不及一岁。以此较之，则差役五年之费，倍于雇役十年。赋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安得民间不以今法为害而熙宁为利乎。然朝廷之法，官户等六色役钱，只得支雇役人。不及三年，处州役而不及县役，宽剩役钱，只得通融邻路邻州，而不及邻县。人户愿出钱雇人充役者，只得自雇，而官不为雇。如此之类，条目不便者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厌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则臣所谓宜因弊修法，为安民靖国之术者也。臣以闻见浅狭，不能尽知当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辈犹知其非，而况于心怀异同、志在反复、幸国之失有以藉口者乎。臣恐如此四事，彼已默识于心，多造谤议，待时而发，以摇撼众听矣。伏乞宣谕宰执，事有失当，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无倦。苟民心既得，则异议自消。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臣逡巡以安富贵，海内蒙福，上下所同，岂不休哉。然大臣怙权耻过，终莫肯改。比辙为执政，三省又奏除李清臣为吏部尚书，给事中范祖禹封还诏书进呈，不允。祖禹执奏如初，左正言姚勔亦言不当，三省复除蒲宗孟兵部尚书。辙谓诸公：“且候邦直命下，然后议此，如何？”皆不应。及帘前，微仲奏：“诸部久阙尚书，见在人皆资浅未可用，又不可阙官，须至用前执政。”上有黾俯従之之意，辙奏：“前日除李清臣，给谏纷然争之未定。今又用宗孟，恐不便。”宜仁后曰：“奈阙官何？”辙曰：“尚书阙官已数年，何尝阙事？今日用此二人，正与去年用邓温伯无异。此三人者，非有大恶，但昔与王珪、蔡确辈并进，意思与今日圣政不合。见今尚书共阙四人，若并用似此四人，使互进党类，气势一合，非独臣等耐何不得，亦恐朝廷难耐何矣！且朝廷只贵安静，如此用人，台谏安得不言？臣恐自此闹矣。”宣仁后曰：“信然，不如且静。”诸公遂卷除目持下。辙又奏：“臣去年初作中丞，首论此事，圣意似以臣言为然。今未及一年，备位于此，若遂不言，实恐陛下怪臣前后异同。”上曰：“然。”乃退。六年春，诏除尚书右丞，辙上言：“臣幼与兄轼同受业先臣，薄祐早孤。凡臣之宦学，皆兄所成就。今臣蒙恩与闻国政，而兄适亦召还，本除吏部尚书，复以臣故，改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尤不遑安，况兄轼文学政事，皆出臣上。臣不敢远慕古人举不避亲，只乞寝臣新命，得与兄同备従官，竭力图报，亦未必无补也。”不听。逾年迁门下侍郎。时吕微仲与刘莘老为左右相。微仲直而暗，莘老曲意事之，事皆决于微仲。惟进退士大夫，莘老阴窃其柄，微仲不悟也。辙居其间，迹危甚。莘老昔为中司，台中旧僚，多为之用，前后非意见攻。宣仁后觉之，莘老既以罪去，微仲知辙无他，有相安之意，然其为人则如故，天下事卒不能大有所正，至今愧之。盖是时所争议，大者有二：其一，西边事。其二，黄河事。初，夏人来贺登极，相继求和，且议地界。朝廷许之，本约地界已定，然后付以岁赐。久之，议不决。明年，夏人多保忠以兵袭泾原，杀掠弓箭手数千人而去。朝廷隐忍不问，即遣使往赐策命。夏人受礼倨慢，以地界为词，不复入谢，且再犯泾原。四年，乃复来贺坤成，且议地界。朝廷急于招纳，疆议未定，先以岁赐予之。寻觉不便，乃于疆事多方侵求，不守定约。而熙河将佐范育、种谊等，又背约侵筑质孤、胜如二堡，夏人随即平汤。育等又欲以兵纳赵醇忠，又擅招蕃部千余人。朝廷却而不受，西边骚然。辙力言其非，乞罢育、谊，更择老将以守熙河，宣仁后深以为是，而大臣主之。辙面奏：“此辈皆大臣亲旧，不忍坏其资任，虽其同列，亦不敢异议。陛下独不见黄河事乎？当时德音宣谕，至深至切，然非大臣意，至今不了。人君与人臣事体不同。人臣虽明见是非，而力所不加，须至且止。人主于事，不知则已，知而不得行，则事权去矣。臣今言此，盖欲陛下收揽威柄，以正君臣之分而已。若专听其所为，不以渐制之，及其太甚，必加之罪，只如韩维专恣太甚，范纯仁阿私太甚，皆不免逐去。事至如此，岂朝廷美事？故臣之意，盖欲保全大臣，非欲害之也。”宣仁后极以为然，而不能用。六年六月，熙河奏：“夏人十万骑压通远军境上，挑掘所争崖巉，杀人三日而退。乞因其退军未能复出，急移近里堡寨，于界上修筑，乘利而往，不须复守诚信。”诸公会议都堂，辙谓微仲：“今欲议此事，当先定议，欲用兵耶，不用兵耶？”微仲曰：“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辙曰：“凡欲用兵，先论理之曲直。我若不直，则兵决不当用。朝廷顷与夏人商量地界，欲用庆历旧例，以汉蕃见今住坐处当中为界，此理最为简直。夏人不従，朝廷遂不固执。盖朝廷临事，常患先易后难，此所谓先易者也。既而许于非所赐城寨，依绥州例，以二十里为界，十里为堡铺，十里为草地。〈非所赐城寨，指谓延州、塞门、义合、石州、吴堡、兰州诸城寨，通远军定西城。〉要约才定，朝廷又要于两寨界首相望侵系蕃地，一抹取直，夏人黾俯见従。要约未定，朝廷又要蕃界更留草地十里，通前三十里，夏人亦又见许。凡此所谓后难者也。今者又欲于定西城与陇诺堡相望，一抹取直，所侵蕃地凡百数十里。陇诺，祖宗旧疆，岂所谓非所赐城寨耶？此则不直，致寇之大者也。今虽欲不顾曲直，一面用兵，不知二圣谓何？”莘老曰：“持不用兵之说虽美，然事有须用兵者，亦不可固执。”辙曰：“相公必欲用兵，须道理十全。敌人横来相加，势不得已，然后可耳。今吾不直如此，兵起之后，兵连祸结，三五年不得休，将奈何？”诸公乃许不従熙河之计。明日，面奏之，辙曰：“夏人引兵十万，直压熙河境上，不于他处作过，专于所争处杀人、掘崖巉，此意可见。此非西人之非，皆朝廷不直之故。”微仲曰：“朝廷指挥，亦不至大段不直。”辙曰：“熙河帅臣，辄敢生事奏乞，不守诚信。乘夏人抽兵之际，移筑堡寨。臣以为方今堡寨虽或可筑，至秋深马肥，夏人能复引大兵来争此否？”诸人皆言：“今已不许之矣。”辙曰：“臣欲诘责帅臣耳，若不加诘责，或再有陈乞。”诸人皆曰：“俟其再乞，诘责未晚。”宣仁后曰：“边防忌生事，早与约束。”诸人乃听。已而兰州又以远探为名，深入西界，杀十余人。辙曰：“边臣贪功生事，不足以示威，徒足以败坏疆议，理须戒敕。”不听。既又以防护打草为名，杀六七人，生擒九人。微仲知不便，欲送还生口，因奏其事。辙曰：“边臣贪冒小胜，不顾大计，极害事。今送还九人，甚善。可遂戒敕边臣。”微仲不欲，曰：“近日延安将副李仪等深入陷没，已责降一行人，足以为戒。”辙曰：“李仪深入，以败事被责。兰州深入得功，若不戒敕，将谓朝廷责其败事，而喜其得功也。”宣仁后曰：“然。”乃加戒敕。然七年夏人竟大入河东，朝廷乃议绝岁赐，禁和市，使沿边诸路为浅攻计，命熙河进筑定远城。夏人不能争。未几，复大入环庆，复议使熙河进筑汝遮。中书侍郎范子功独不可。辙度其意，昔延安帅臣赵卨，范氏姻家也。方议地界，以绥州二十里为例，议出于卨。熙河斥其不可。议久不决，而卨死，故子功持之。辙谓之曰：“绥州旧例施于延安可耳，熙河远者或至七八十里，其不従宜矣。方论国事，亲旧得失，不宜置胸中也。”众皆称善，而子功悻然不服。会西人乞和，议遂不成。未几，右相苏子容以事去位。子功以同省得罪，因遂其请，实以汝遮故也。辙自为谏官，论黄河东流之害。及为执法，最后论三事：其一，存东岸清丰口；其二，存西岸披滩水口；其三，除去西岸激水锯牙。朝廷以付河北监司，惟以锯牙为不可去。辙于殿庐中，与微仲论之。微仲曰：“无锯牙，则水不东。水不东，则北流必有患。”辙曰：“然北京百万生灵，岁有决溺之忧，何以救之？且分水东入故道，见今淤合者多矣，分水之利亦自不复能久。若俟涨水已过，尽力修完北流堤防，使足胜涨水之暴，然后撤去锯牙，免北京危急，此实利也。”莘老曰：“河北监司不如此言，奈何？”辙曰：“公岂不知外官多所观望耶？”微仲曰：“河事至大，难以臆断。”辙曰：“彼此皆非目见，当以公议参之耳。”及至上前，二相皆以分水为便。辙具奏前语，且曰：“必欲重慎，候涨水过，故道增淤，即并力修完北堤，然后撤去锯牙，庶几可也。”近至都堂，二相遽批圣语曰：“依都水监所定。”辙语堂吏，适所奏不然。莘老失措，微仲知不可，乃曰：“明日别议。”卒改批“不得添展”乃已。八年正月，都水吴安持乞于北流作软堰，定河流以免淤填，时微仲在告。辙奏曰：“先帝因河决大吴，导之北流，已得水性，惟堤防未完，每岁不免决溢，此本黄河常事耳。是时北京之南，黄河西岸，有阚村、樊村等三斗门，遇河水泛溢，即开此三门，分水北行于无人之地，至北京北，合入大河，故北京生聚无大危急。自数年来，大臣创议回河，水官王孝先、吴安持等，即塞此三门，贴筑西堤，又作锯牙马头，约水向东，直过北京之上，故北京连年告急。然约水既久，东流遂多于往岁。盖分流有利有害。秋水泛涨，分入两流，暂时且免决溢，此分水之利也；河水重浊，缓则生淤，既分为二，不得不缓，故今日北流淤塞，此分水之害也。然将来涨水之后河流东、北盖未可知，臣等昨于都堂问吴安持，安持亦言：‘去年河水自东，今年安知河水不自北？’”宣仁后笑曰：“水官尚作此言，况他人乎！”辙又奏曰：“臣今但欲徐观夏秋河势所向。水若东流，则北流不塞，自当淤断；水若北流，则北河如旧，自可容纳。似此处置，安多危少，行之无疑。若行险徼幸，万一成功，如水官之意，臣不敢従也。乞先令安持等结罪保明河流所向，及软堰既成有无填塞河道致将来之患，然后遣使按行，具可否利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