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城集》栾城后集卷十一

◆历代论五

　　唐玄宗、宪宗，皆中兴之主也。玄宗继中、睿之乱，政紊于内，而外无藩镇分裂之患，约己任贤，而贞观之治可复也。宪宗承代、德之弊，政偾于朝，而畿甸之外皆为畔国，将以求治，则其势尤难。虽然，二君皆善其始，而不善其终，所以失之者一道也。齐桓公用管仲、隰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为五伯首。及管仲死，用竖刁、易牙，身死不得葬。五公子争立，伯业随毁。盖中人可以上下。此三君者，皆中主耳，方其起于忧患厄困之中，知贤人之可任以排难，则勉强而従之，然非其所安也。及其祸难既平，国家无事，则其心之所安者佚乐，所悦者谀佞也，故祸发皆不旋踵，若合符节。昔太宗既平天下，始任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终用长孙无忌、岑文本、褚遂良，帝亦恭俭节用，去冗官，节浮费，内无宫掖侈靡之奉，旁无近幸赐予之失。贞观之治，斯已过半矣。持书御史权万纪尝言：“宣饶部中凿山冶银，岁可取数百万缗以佐国用。”帝怒骂曰：“吾所乏忠言嘉谟，有益于民者耳！汝为御史，不能进贤退不肖，而讠木吾以利，岂谓我汉桓、灵耶？”斥去不用。于是士莫敢以利言者。故房、杜诸人得效其忠力，以致贞观之盛。及玄宗初用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颋，后用张说、源乾曜、张九龄；宪宗初用杜黄裳、李吉甫、裴垍、裴度、李绛，后用韦贯之、崔群。虽未足以方驾房、杜，然皆一时名臣也。故开元、元和之初，其治庶几于贞观。然玄宗方用宋璟，而宇文融以括田幸，遽至宰相，后虽以公议罢去，而思之不已，谓宰相曰：“公等暴融恶，朕已罪之矣。然国用不足，将奈何？”裴光庭等不能答。融既死，而言利者争进。韦坚、杨慎矜、王鉷日以益甚，至杨国忠而聚敛极矣。故天宝之乱，海内分裂，不可复合。宪宗方平淮蔡，裴度未及还朝，而程异、皇甫镈皆以利进。度三上书极论不可。帝以天下略平，欲崇台池宫观以自娱乐，异、镈揣知其意，数贡羡财以顺所欲。故度卒逐去，而异、镈皆相。不三年而祸发于宦官。盖玄宗在位岁久，聚敛之害遍于天下，故天下遂分。宪宗之世，其害未究，故祸止于其身。然方镇之强，宦官之横，遂与唐相终始，可不哀哉！呜呼，太宗之恭俭，所忍无几耳，而福至于不可胜尽；玄、宪之淫佚，所获无几耳，而祸至于不可胜言。而世主终莫之悟，覆车相寻，不绝于世，盖未之思欤？

　　唐史官称姚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斯言固二人之所长也，然应变者要不失正而后可。孟子有言：“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唐玄宗豪俊之君也，而崇复以豪俊事之。方其君臣遇合，天下事迎刃而解，若无足为者。虽然，以水济水，后将有不可食者。开元四年，天下大蝗，民祭且拜之，坐视食苗而不敢捕。崇奏遣御史为捕蝗使，分道杀蝗。群臣多不以为然，帝亦疑之，而崇行之愈力，蝗亦为息。捕蝗虽古之遗法，然遇灾而惧，修德以答天变，古之正道也。崇置之不言，而专以捕为事，已可疑矣。既而，崇所亲吏赵诲以赇死，崇惧还政。时帝将幸东都，而太庙屋坏。宰相宋璟、苏颋皆言三年丧未终，不可巡幸，坏压之变，天戒也。请罢东巡，修德以答至谴。帝以问崇，崇曰：“此苻坚故殿也，山有朽坏而崩，水蠹而折，理无足怪，但坏与行会，非缘行而坏也。今关中无年，馈饷劳弊，出幸东都，所以为人，非为己也。百司已戒，供拟已具，请车驾即东，而迁神主太极殿，更作新庙，此大孝也。”帝用其言，崇由此复相。开元末，帝在东都，欲还长安，裴耀卿等皆言农人场圃未毕，须冬可还。李林甫独曰：“二都本东西宫耳，车驾往来，何用待时？假令妨农，独赦所过租赋可也。”帝大悦，即驾而西。崇建东幸之计，林甫献西还之议，其意同耳，孰谓崇独贤乎？従崇之议，使人君上不畏天戒，中不敬宗庙，下不恤人言。三者皆忠臣之所讳，而崇居之不疑，何哉？其后崇、璟既没，玄宗愈老，愈轻蔑群臣。方任张九龄，而废太子瑛；用牛仙客，则听李林甫；方嬖杨国忠，而纵安禄山，则用辅璆琳，专以适己为悦。类崇有以启之也，故吾谓开元之治，虽出于崇，而天宝之乱，亦崇之所自致。此人臣之至戒也。

　　开元之初，天下始脱中、睿之乱。玄宗厉精政事，姚崇、宋璟弥缝其阙，而损其过，庶几贞观之治矣。在《易》：“天下雷行，物与无妄。”开元之初，无妄之世也。无妄之为言，无一不正之谓也。君子之处此也，亦全其大正，而略其小不正而已。盖详其小，必废其大。古语有之：“铢铢而称之，至石必差；寸寸而量之，至丈必过。石称丈量，径而寡失。”故《无妄》之二曰：“不耕获，不菑畬，则利有攸往。”其三曰：“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其五曰：“无妄之疾，勿药有喜。”夫必耕而后获，必菑而后畬，小人之所谓无妄也。而君子不然，于义可获，不必其所耕也，于道可畬，不必其所菑也，然后无所不行。今有失牛于此，得之者行人也，而责得于邑人，其意亦以求无妄也，而邑人罹其横，故无妄之疾，虽勿药可也。药之，其损或有甚于病者。开元之初，虽号富庶，而户口未尝升降。监察御史宇文融得其隙而论之，请治籍外羡田逃户，命摄御史分行括实。玄宗喜之，朝臣莫敢言其非者。惟阳翟尉皇甫憬、户部侍郎杨瑒，以为籍外取税，百姓困弊，得不偿失，而二人皆坐左迁。诸道所括，凡得客户八十余万，田亦称是，然州县希旨，多张虚数，以正田为羡，编户为客，岁终籍钱数百万缗，其名似是，而实失民心。浅言之，则失在求详，深言之，则失在贪利。时帝方以耳目之奉，责得于人，行之不疑，于是群臣争为聚敛，以迎侈心。天宝之乱，实始于此。吾观近世士大夫多有此病。贤者不忍天下有小不平，而欲平之。小人侥幸其利，以为进取之计。故天下每每多弊。宰相李沆，近世之贤相也，尝言：“吾在朝廷十有余年，无功可纪，惟四方之言利者，未尝有一施行，持此聊以报国。”古之善言医者，患医之难，以为有病不服药，常得中医。盖良医不可必得，而愚医举目皆是。愚医类能杀人，而不服药者未必死。李公之言，盖类此也。

　　昔吾先君博观古今议论，而以陆贽为贤。吾幼而读其书，其贤比汉贾谊，而详练过之。贽始以従官事唐德宗，老而为宰相，従之出奔而与之反国，弥缝其阙而济其危亡。比其老也，功业定矣，而卒毙于裴延龄之手，其故何也？孔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常其德，或承之羞。”贽以有常之德，而事德宗之无常，以巫医之明，而治无常之疾，是以承其羞耳。帝即位之初，好名而贪功。河朔三叛，父子相袭三十年矣，帝将以天下之力胜之。田悦惊疑而起，朱滔、王武俊和之。帝使马燧、李抱真、李芃三将往迎其锋，胜负之势未决也。帝急于成功，复使李晟出禁卫之兵，李怀光举朔方之众，五将萃于魏郊。而淮西李希烈乘间而起，兵连祸结，常赋所不能赡。于是为之抽贯算间，假贷商贾，空内以事外，关中已乱，而帝不知也。贽曰：“今两河、淮西为祸乱之首者，犹四五凶人而已。臣料其间必有旁遭诖误、内畜危疑而计不能止者，未必皆处心积虑果于僭逆也，而况胁従之党乎？陛下若能招怀以礼，悔祸以诚，使来者必安，安者必久，人知获免，则谁愿复为恶者？纵有野心难驯，臣知従化者必过半矣。”帝犹意西师可以必克，忽其言不用。未几而泾原叛卒之变起，仓皇避寇，半年而归，帝亦老而厌兵矣。于是行一切之政，专以姑息涵养藩镇。凡节度使死，将佐之得士心者，皆就命留后。虽以篡夺请命者亦如之。宣武刘士宁，以暴慢失众。其将李万荣因其出畋，闭门逐之。帝将命以其位，贽曰：“如士宁之恶，万荣弃而违之可也，讨而逐之可也，惟伺隙而篡取其位则不可。何者？方镇之臣，事多专制，欲加之罪，谁无辞者？若使倾夺之徒辄得其处，则四方诸将无复安者矣。且万荣构乱之日，诸郡守将固非其同谋也，一城士众亦未必皆其党也。方成败逆顺之势，交战于中，其肯损躯与之同恶乎？今若选命贤将，降诏军中，奖万荣抚定之功，别加宠任，褒将士辑睦之义，例赐恩赏，使众知保安，则谁肯复助其乱？万荣纵欲跋扈，势亦无所至矣。”帝方苟安无事，竟亦不许。由此观之，帝常持无常之心，故前勇而后怯；贽常持有常之心，故勇怯各得其当。然其君臣之间异同至此，虽欲上下相保，不可得矣。会昌中，卢龙诸将，连害帅臣，最后张绛杀陈行泰。宰相李德裕以为河朔请帅，皆报下太速，故军得以安。若稍缓之，必且有变。既而，回鹘乌介可汗扰天德塞，军使张仲武请以本军击之。德裕问知仲武可用，言之武宗，举以为帅。张绛既为其下所杀，而仲武遂以功名终。德裕之谋，则贽之故智也。然帝之出也，以陈京、赵赞；而贽之逐也，以程异、裴延龄。其祸皆出于聚敛之臣。贽之贤，非不知也。帝归自兴元，贽因事言曰：“齐桓公自莒入齐，伯业既成，而管仲以不忘在莒为戒。卫献公自齐还卫，诸大夫逆诸境者，执其手而与之言，逆于门者，颔之而已。戒心之易忘，而骄心之易生。齐、卫之君，陛下之蓍龟也。”贽言虽切，而帝终不改。吾以为使贽反国，而为鸱夷子皮浮舟而去，则其君臣之间，超然无后患，然后可以言智矣哉。

　　唐自宪宗以来，士大夫党附牛、李，好恶不本于义，而従人以喜愠，虽一时公卿将相，未有杰然自立者也。牛党出于僧孺，李党出于德裕，二人虽党人之首，然其实则当世之伟人也。盖僧孺以德量高，而德裕以才气胜。德与才不同，虽古人鲜能兼之者，使二人各任其所长，而不为党，则唐末之贤相也。僧孺相文宗，幽州杨志诚逐其将李载义，帝召问计策，僧孺曰：“是不足为朝廷忧也。范阳自安史后，不复系国家休戚。前日刘总纳土，朝廷糜费且百万，终不能得升粟尺布以实天府，俄复失之。今志诚犹向载义也。第付以节，使捍奚、契丹，彼且自力，不足以逆顺治也。”帝曰：“吾初不计此，公言是也。”因遣使慰抚之。及武宗世，陈行泰杀史元忠，张绛复杀行泰以求帅。德裕以为河朔命帅，失在太速，使奸臣得计，迁延久之，擢用张仲武，而绛自毙。僧孺以无事为安，而德裕以制胜为得。此固二人之所以异，较之德裕则优矣。德裕节度剑南西川，吐蕃将悉怛谋以维州降。维州，西南要地也。是时方与吐蕃和亲，僧孺不可，曰：“吐蕃绵地万里，失一维州，不害其强。今方议和好，而自违之，中国御戎，守信为上，应变次之。彼若来责失信，赞普牧马蔚茹川，东袭汧、陇，不三日至咸阳，虽得百维州何益？”帝従之，使德裕反降者，吐蕃族诛之。德裕深以为恨，虽议者亦不直僧孺。然吐蕃自是不为边患，几终唐世，则僧孺之言非为私也。帝方用李训、郑注，欲求奇功。一日，延英谓宰相：“公等亦有意于太平乎？何道致之？”僧孺曰：“臣待罪宰相，不能康济天下，然太平亦无象。今四夷不内侵，百姓安生业，私室无强家，上不壅蔽，下不怨讟，虽未及全盛，亦足为治矣。而更求太平，非臣所及也。”退谓诸宰相：“上责成如此，吾可久处此耶？”既罢未久，李训为甘露之事，几至亡国。帝初欲以训为谏官，德裕固争，言训小人，咎恶已著，决不可用。德裕亦以此罢去。二人所趣不同，及其临训、注事，所守若出于一人。吾以是知其皆伟人也。然德裕代僧孺于淮南，诉其乾没府钱四十万缗，质之非实。及在朱崖，作《穷愁志》，论周秦行纪，言僧孺有僭逆意，悻然小丈夫之心老而不衰也。始僧孺南迁于循，老而获归，二子蔚、丛，后皆为名卿。德裕没于朱崖，子孙无闻，后世深悲其穷，岂德不足而才有余，固天之所不予耶？

　　国无衅，而后可以伐人。冒衅以伐人，敌无衅则己受其灾，敌有衅则我与敌皆毙。楚灵王残民以逞，举思乱之民以伐吴。吴不可动，而弃疾攻之，若升虚邑，灵王遂死于外。齐湣王贪而好胜，知桀宋之可攻，而忘齐国之既病，燕师乘之，遂以失国。自古冒衅以攻人，其祸如此矣。唐庄宗勇而善战，与梁人夹河相攻，十战九胜，涉河取郓，不十日而克梁，威震诸国。五代用兵，未有神速若此者也。然其克敌之后，幸一日之安，沉湎声色之虞，宦官、伶人交乱其政，府库之积罄于耳目之奉，民怨兵怒，国有土崩之势而不知也。一时功臣，皆武夫倔起，未有识安危之几者。惟枢密使郭崇韬，智勇兼人，知其不可，力言而不见听，求去而不见许，中外佞幸视之仄目。崇韬深病之矣。时方欲伐蜀，崇韬欲立大功，为自安之计，议以魏王继岌为元帅，而己为之副，将兵六万以出。兵不逾时，而克成都，降王衍，料敌制胜之功可谓盛矣。然崇韬知蜀之易与，而不知唐之已乱，挈其良将劲兵，西行数千里，虽立大功，而不免谗死于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