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城集》栾城后集卷九

◆历代论三　　荀文若之于曹公，则高帝之子房也。董昭建九锡之议，文若不欲，曹公心不能平，以致其死，君子惜之。或以为文若先识之未究，或以为文若欲终致节于汉氏。二者皆非文若之心也。文若始従曹公于东郡，致其算略，以摧灭群雄，固以帝王之业许之矣，岂其晚节复疑而不予哉！方是时，中原略定，中外之望属于曹公矣，虽不加九锡，天下不归曹氏而将安往？文若之意，以为劫而取之，则我有力争之嫌，人怀不忍之志，徐而俟之，我则无嫌而人亦无憾。要之必得而免争夺之累，此文若之本心也。惜乎曹公志于速得，不忍数年之顷，以致文若之死。九锡虽至，而禅代之事，至子乃遂。此则曹公之陋，而非文若之过也。

　　曹公入荆州，降刘琮，欲顺江东下，以取孙氏。贾诩言于公曰：“公昔破袁氏，今收汉南，威名远闻，兵势盛矣！若因旧楚之饶，以飨吏士，抚安百姓，江东可以不劳众而定也。”公不用其计，以兵入吴境，遂败于赤壁。夫诩之所以说曹公，则李左车之所以说淮阴侯，使乘破赵之势，传檄以下燕者也。方是时，孙氏之据江东已三世矣。国险而民附，贤才为用，诸葛孔明以为可与为援而不可图。而曹公以刘琮待之，欲一举而下之，难哉！使公诚用诩言，端坐荆州，使辩士持尺书结好于吴。吴知公无并吞之心，虽未即降，而其不以干戈相向者可必也。方是时，刘玄德方以穷客借兵于吴。吴既修好于公，其势必不助刘，而玄德因可蹙矣。惜乎谋之不善，荆州既不能守，而孙、刘皆奋。孰谓曹公之智而不如淮阴侯哉！其后公既降张鲁，下汉中，刘晔劝公乘胜取蜀，曰：“刘备，人杰也，有度而迟，得蜀日浅，蜀人未附也。今举汉中，蜀人震骇，因其震而压之，无不克也。若少缓之，诸葛亮善治国而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蜀人既定，冯险守要，不可犯也。”公不従而反，天下皆惜晔计之不用。夫玄德之贤，过于仲谋。贾诩欲以文告怀仲谋，而晔欲以虚声下玄德，其愚智盖以远矣。彼曹公不用晔计，岂非以诩言为戒也哉！春秋之际，楚子重伐郑。晋栾武子救之，遇于绕角。楚师还，晋师遂侵蔡。楚人以申息之师救蔡。晋群帅皆欲战，智庄子、范文子、韩献子谓武子曰：“吾来救郑，楚师不战，吾遂至于此，既迁戮矣。戮而不已，又怒楚师，战必不克，虽克不令，若不能克，为辱已甚，不如还也。”遂全师而归。夫兵久于外，狃于一胜而轻与敌遇，我怠彼奋，败常十九。古之习于兵者，盖知之矣。　　

　　用兵之难，盖有怵于外而动者矣。力之所及，而义不可，君子不为也；义之所可，而力不及，君子不强也。魏文帝始受汉禅，欲用兵吴、蜀，以问贾诩。诩曰：“吴、蜀虽蕞尔小国，依阻山水。刘备有雄才，诸葛亮善治国，孙权识虚实，陆逊见兵势，据险守要，泛舟江湖，皆难卒谋也。用兵之道，先胜后战，量敌论将，故举无遗策。臣窃料群臣，无权、备对，虽以天威临之，未见万全之势也。”帝不能用，遂兴江陵之役，士卒多死。是时帝始受禅，欲以武功夸示四方，贪得幸胜，未暇虑兵败势屈之辱也。魏多谋臣，盖必有知之者矣，然皆莫敢言。诩能言之，可谓不怵于外矣。晋未苻坚拥百万之众，耻吴会之未服，欲一举下之，而不知晋之无衅。谢安乘苻坚之败，知中原之荡析，而不知江南之微弱，势必不能成大功。故苻坚至于失国，而谢安至于丧师。二人者皆耻不若人，怵于外之患也。

　　　　事固有当作而不可作者，智者论其公私，权其轻重，而可否可决也。蜀先主之于关羽，名虽君臣，而义则父子也。先主入蜀，而羽攻曹仁于荆州。吴乘其敝，羽以败死。先主欲为羽报仇，义不可已也。然吴、蜀之于魏，国小而兵弱，本以季汉君臣之分，缔交相亲，与魏为敌，则报仇之义，其公且重者在魏也。释魏而事羽之怨，则为失所先后矣。先主之在白帝也，吴之君臣惧而乞和，若以仇魏之重，俯而従之，义无不可也。先主念羽之厚，拒而不许，君臣之义则至矣。至于奋不虑害，兵败而继之以死，忘两国之大计，而徇一夫之遗念，则未为得矣。诸葛孔明有言：“法孝直若在，必能止君此行，虽行亦必不至于败。”然则孔明亦自以伐吴为失计矣哉。

　　任人莫难于托国。汉武帝因文、景富庶之后，虐用其民，厚自奉养，征伐四夷，几丧天下。逮其晚岁，托国于霍光。光知用兵之害，罢均输榷酤，与民休息，而天下复安。凡武帝之所以得称贤君者，惟用霍光故也。蜀先主知嗣子之暗弱，举国而付之诸葛孔明。孔明又发李严、杨仪，援蒋琬、费祎而授之。虽后主之不明，而守国三十余年，君臣相安，蜀人免于涂炭之患，过于魏、吴远甚。吴大帝方其属任贤将，抗衡中原，曹公惮之。及其老也，贤臣死亡略尽，喜诸葛恪之劲悍，越众而付以后事。闼其用兵劳民之后，继起大役，兵折于外，既归而不能自克，将复肆志于僚友。恪既以丧其躯，而孙氏因之三世绝统，吴、越之民陷于炮烙之地，国随以亡。彼以进取之资用进取之臣，以徼一时之功可耳，至于托六尺之孤，寄千里之命，而亦属之斯人，其势必至是哉。

　　世之说者曰：司马仲达之于魏，则曹孟德之于汉也。是不然，二人智勇权略则同，而所处则异。汉自董卓之后，内溃外畔，献帝奔走困踣之不暇，帝王之势尽矣，独其名在耳。曹公假其名号，以服天下，拥而植之许昌，建都邑，征畔逆，皆曹公也。虽使终身奉献帝，率天下而朝之，天下不归汉而归魏者，十室而九矣。曹公诚能安而俟之，使天命自至，虽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事纣，何以加之！惜其为义不终，使献帝不安于上，义士愤怨于下，虽荀文若犹不得其死，此则曹公之过矣。如司马仲达则不然。明帝之末，曹氏之业固矣。虽明帝以淫虐失众，曹爽以骄纵得罪，而颠覆之形未见，天下未畔魏也。仲达因其隙而乘之，拊其背而夺其成业，事与曹公异矣。汉武帝之老也，托昭帝于霍光。昭帝尚幼，燕王、盖主有篡取之心，上官桀、桑弘羊助之，此其祸急于曹爽。霍光内毙燕、盖，外诛桀、羊，拥护昭帝。讫，无骄君之色。及昭帝早丧，国空无主，迎立昌邑。昌邑不令，又援立宣帝。柄在其手者屡矣，然退就臣位，不以自疑，中外悉其本心，亦无一人有异议者。以仲达拟光，孰为得之邪？然光犹不足道。蜀先主将亡，召诸葛孔明而告之曰：“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复语后主：“汝与丞相従事，事之如父。”后主之暗弱，孔明之贤智，蜀人知之矣。使孔明有异志一摇手而定矣。然外平徼外蛮夷，内废李平、廖立，旁御魏、吴，功成业定，又付之蒋琬、费祎，奉一昏主三十余年，而无纤芥之隙。此又霍光之所不能望也。故人患不诚。苟诚忠孝，舜之于父母，伊尹之于太甲，终无间然者。自仲达之后，人臣受六尺之寄，因而取之者多矣。皆以其地势迫切，置而不取，则身必危，国必乱，至自比骑虎不可复下，此亦自欺而已哉！

　　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古今之正义也。然尧废丹朱用舜，而天下安；帝乙废微子立纣，而商以亡。古之人盖有不得已而行之者矣。得已而不已，不得已而已之，二者皆乱也。子非朱、纣，而废天下之正义，君子不忍也；子如朱、纣，而守天下之正义，君子不为也。汉高帝始谓惠帝仁弱，欲废之而立如意，既而知人心之在太子也，则寝废立之议而用平、勃。平、勃皆贤，而权任均，故惠帝虽没，产、禄虽横，而援立文帝，汉室不病也。武帝既老，知燕王旦、广陵王胥之不可用也，废之而立少子，任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以后事。当是时，昭帝之贤否未可知，而四人枉直相半也。幸而昭帝明哲，霍光忠良，桀、羊虽欲为乱而不遂。其后复废昌邑，立宣帝，而朝廷晏然无事。盖人君不幸而立幼主，当如二帝属任贤臣，乃免于乱，此必然之势也。魏明帝疾笃而无子，弃远宗子而立齐王，始欲辅以曹宇、曹肇，而幸臣刘放、孙资不便宇、肇之正，劝帝易以司马仲达、曹爽。齐王既非天下之望，而爽又以庸才，与仲达奸雄为对，数年之间，遂成篡弑之祸。晋武帝亲见此败矣。惠帝之不肖，群臣举知之，而牵制不忍，忌齐王攸之贤，而恃愍怀之小惠，以为可以消未然之忧。独有一汝南王亮，而不早用，举社稷之重而付之杨骏，至于一败涂地，无足怪也。帝之出齐王也，王浑言于帝曰：“攸之于晋，有姬旦之亲，若预闻朝政，则腹心不贰之臣也。国家之事，若用后妃外亲，则有吕氏、王氏之虞，付之同姓至亲，又有吴、楚七国之虑。事任轻重所在，未有不为害者也。惟当任正道，求忠良，不可事事曲设疑防，虑方来之患也。若以智猜物，虽亲见疑，至于疏远，亦安能自保乎？人怀危惧，非为安之理。此最国家之深患也。”浑之言，天下之至言也。帝不能用，而用王佑之计，使太子母弟秦王柬都督关中，楚王玮、淮南王允并镇守要害，以强帝室。然晋室之乱，实成于八王。吾尝筹之，如攸之亲贤，夺嫡之祸，非其志也。不幸至此，天下所宗。宗社之计，犹有赖也。如佑之计，使子弟据兵以捍外患，如梁孝王之御吴、楚尚可，若变従中起，而使人人握兵以救内难，此与何进、袁绍召丁原、董卓以除宦官何异？古人有言，择福莫若重，择祸莫若轻，如武帝之择祸福，可谓不审矣。

　　善为国者，必度其君可与共患难、可与同安乐而后者为，故功成而无后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