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城集》栾城后集卷七

◆历代论一〈并引〉予少而力学，先君，予师也，亡兄子瞻，予师友也。父兄之学，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以为士生于世，治气养心，无恶于身，推是以施之人，不为苟生也。不幸不用，犹当以其所知，著之翰墨，使人有闻焉。予既壮而仕。仕宦之余，未尝废书，为《诗》、《春秋》集传，因古之遗文，而得圣贤处身临事之微意，喟然太息，知先儒昔有所未悟也。其后复作《古史》，所论益广，以为略备矣。元符庚辰，蒙恩归自岭南，卜居颍川。身世相忘，俯仰六年，洗然无所用心，复自放图史之间。偶有所感，时复论著。然已老矣，目眩于观书，手战于执笔，心烦于虑事，其于平昔之文益以疏矣。然心所嗜，不能自己，辄存之于纸。凡四十有五篇，分五卷。

　　尧之世，洚水为害。以意言之，尧之为国，当日夜不忘水耳。今考之于《书》，观其为政先后：命义和正四时，务农事，其所先也，未乃命鲧以治水。鲧九年无成功，乃命四岳举贤以逊位。四岳称舜之德曰：“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尧以为然而用之，君臣皆无一言及于水者。舜既摄事，黜鲧而用禹，洚水以平，天下以安。尧、舜之治，其缓急先后，于此可见矣。使五教不明，父子不亲，兄弟相贼，虽无水患，求一日之安，不可得也。使五教既修，父子相安，兄弟相友，水虽未除，要必有能治之者。昔孔子论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古之圣人，其忧深虑远如此。世之君子，凡有志于治，皆曰富国而强兵。患国之不富，而侵夺细民；患兵之不强，而陵虐邻国。富强之利终不可得，而谓尧、舜、孔子为不切事情，於乎殆哉！　　

　　黄帝、尧、舜，寿皆百年，享国皆数十年。周公作《无逸》，言商中宗享国七十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文王受命中身，享国五十年。自汉以来，贤君在位之久，皆不及此。西汉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昭帝十二年。东汉明帝十八年，章帝十三年，和帝十二年，唐太宗二十三年。此皆近世之明主，然与《无逸》所谓“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従”，“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者，无以大相过也。至其享国长久，如秦始皇帝、汉武帝、梁武帝、唐文帝、唐玄宗，皆以临御久远，循致大乱，或以失国，或仅能免其身。其故何也？人君之富，其倍于人者千万也，膳服之厚，声色之靡，所以贼其躬者多矣。朝夕于其间而无以御之，至于夭死者，势也。幸而寿考，用物多而害民久，矜己自圣，轻蔑臣下，至于失国，宜矣。古之贤君，必志于学，达性命之本而知道德之贵，其视子女玉帛与粪土无异，其所以自养，乃与山林学道者比，是以久于其位而无害也。傅说之诏高宗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惟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允怀于兹，道积于厥躬，惟斅学半，念终始典与学，厥德修罔觉。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呜呼，傅说其知此矣。

　　周公之所以治周者，莫详于《周礼》。然以吾观之，秦、汉诸儒以意损益之者众矣，非周公之无书也。何以言之？周之西都，今之关中也；其东都，今之洛阳也。二都居北山之阳，南山之阴，其地东西长，南北短。短长相补，不过千里，古今一也。而《周礼》：王畿之大，四方相距千里，如画棋局，近郊远郊，甸地稍地，大都小都，相距皆百里。千里之方，地实无所容之，故其畿内远近诸法，类皆空言耳。此《周礼》之不可信者，一也。《书》称：“武王克商而反商政，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郑子产亦云，古之言封建者盖若是。而《周礼》：诸公之地方五百里，诸侯四百里，诸伯三百里，诸子二百里，诸男百里，与古说异。郑氏知其不可，而为之说曰：“商爵三等，武王增以子、男，其地犹因商之故。周公斥大九州，始皆益之如周官之法。于是千乘之赋，自一成十里而出车一乘，千乘而千成，非公侯之国无以受之。”吾窃笑之。武王封之，周公大之，其势必有所并；有所并，必有所徙。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国为之徙者，十有六。对数大国，而天下尽扰。此书生之论，而有国者不为也。传有之曰：“方里而井，十井为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里之国而千乘，千里之国而万乘，古之道也。不然，百乘之家，为方百里，万乘之国，为方数圻矣。古无是也。《语》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千乘虽古之大国，而于衰周为小。然孔子犹曰：“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然则虽衰周列国之强家，犹有不及五十里矣。韩氏、羊舌氏，晋大夫也，其家赋九县，长毂九百，其余四十县，遗守四千。谓一县而百乘则可，谓一县而百里，则不可。此《周礼》之不可信者，二也。王畿之内，公邑为井田，乡遂为沟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亩，五口而一夫为役，百亩而税之十一，举无异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于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沟、洫、浍三。沟、洫之制，至于万夫，方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利者，遂、沟、洫、浍、川五，利害同而法制异，为地少而用力博。此亦有国者之所不为也。楚蒍掩为司马，町原防，井衍沃。盖平川广泽，可以为井者井之，在阜堤防之间，狭不可井，则町之。〈杜预以町为小顷町。〉皆因地以制广狭多少之异。井田、沟洫，盖亦然耳，非公邑必为进田，而乡遂必为沟洫。此《周礼》之不可信者，三也。三者既不可信，则凡《周礼》之诡异远于人情者，皆不足信也。古之圣人，因事立法以便人者有矣，未有立法以强人者也。立法以强人，此迂儒之所以乱天下也。

　　五伯，桓、文为盛。然观其用兵，皆出于不得已。桓公帅诸侯以伐楚，次于陉而不进，以待楚人之变。楚使屈完如师，桓公陈诸侯之师，与之乘而观之。屈完见齐之盛，惧而求盟。诸侯之师成列，而未试也，桓公退舍召陵，与之盟而去之。夫岂不能一战哉，知战之不必胜，而战胜之利不过服楚。全师之功，大于克敌，故以不战服楚，而不吝也。晋文公以诸侯遇楚于城濮，楚人请战。文公思楚人之惠，退而避之三舍。军吏皆谏，舅犯曰：“我退而楚还，我将何求？若其不还，君退，臣犯，曲在彼矣。”师退而楚不止，遂以破楚而杀子玉。使文公退而子玉止，则文公之服楚，亦与齐桓等，无战胜之功矣。故桓、文之兵，非不得已不战，此其所以全师保国无敌于诸侯者也。至宋襄公，国小德薄，而求诸侯，凌虐邾、鄫之君，争郑以怒楚，兵败身死之不暇，虽窃伯者之名，而实非也。其后秦穆公东平晋乱，西伐诸戎；楚庄王克陈入郑，得而不取，皆有伯者之风矣。然穆公听杞子之计，违蹇叔而用孟明，千里袭郑，覆师于殽，虽悔过自誓，列于《周书》，而不能东征诸夏以终成伯业。庄王使申舟聘齐，命无假道于宋。舟知必死，而王不听，宋人杀之。王闻其死，投袂而起，以兵伐宋，围之九月，与之盟而去之。虽号能服宋，然君子以为此不假道之师也。齐灵公、楚灵王之所为，王亦为之，而尚何以为伯乎？於乎，此二君者，皆贤君也。兵一不义，而几至于狼狈，不能与桓、文齿，而况其下者哉。

　　先君尝言：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以桓公伯，孔子称其仁，而不能止五公子之乱，使桓公死不得葬，曰：“管仲盖有以致此也哉！”管仲身有三归，桓公内嬖如夫人者六人，而不以为非，此固适庶争夺之祸所従起也。然桓公之老也，管仲与桓公为身后之计，知诸子之必争，乃属世子于宋襄公。夫父子之间，至使他人与焉，智者盖至此乎。於乎，三归、六嬖之害，溺于淫欲而不能自克，无己则人乎！《诗》曰：“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四方且犹顺之，而况于家人乎？《传》曰：“管仲病且死，桓公问谁可使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对曰：‘杀子以适君，非人情，不可。’公曰：‘开方何如？’曰：‘倍亲以适君，非人情，难近。’公曰：“竖刁何如？’曰：‘自宫以适君，非人情，难亲。’管仲死，桓公不用其言，卒近三子，二年而祸作。”夫世未尝无小人也，有君子以闲之，则小人不能奋其智。《语》曰：“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岂必人人而诛之！管仲知小人之不可用，而无以御之，何益于事？内既不能治身，外复不能用人，举易世之忧，而属之宋襄公，使祸既已成，而后宋人以干戈正之。於乎殆哉！昔先君之论云尔。

　　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其义多于晋文，然桓公没而齐乱，其后不能复伯。文公子孙世为盟主，二百余年，与春秋相终始。其故何也？虽襄公、悼公之贤，齐所无有，然其所以保伯业而不失者，则有在也。伯者之盛，非能用兵以服诸侯之难，而能不用兵以服诸侯之为难耳。文公之后，前有知罃，后有赵武，皆能不用兵以服诸矣。此晋之所以不失伯也。悼公与楚争郑，三合诸侯之师，其势足以举郑而却楚。晋之群臣中行偃、栾黡之徒欲一战以服楚者众矣。惟知罃为中军将，知用兵之难，胜负之不可必，三与楚遇，皆迁延稽故，不与之战，卒以敝楚而服郑。此则知罃不用兵之功也。悼公死，平公立。平公非悼公比也，然能属任赵武。武尝与楚屈建合诸侯之大夫于宋，以求弭兵。赵武于此，有仁人之心二焉。方其未盟也，屈建衷甲将以袭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