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通史》序

林序臺灣背歸墟而面齊州，豈即列子之所謂「岱輿、員嶠」耶？志言臺灣之名不一，或曰「大宛」，或曰「台員」；審其音，蓋合「岱輿、員嶠」二者之名而一之爾。其地自鄭氏建國以前，實為太古民族所踞，不耕而飽，不織而溫，以花開草長驗歲時，以日入月出辨晝夜，巖居谷飲，禽視獸息，無人事之煩，而有生理之樂。斯非古之所謂仙者歟？抑亦因生齒未繁，乃得以坐享天地自然之利爾！

　　聞之故老言，吾族適此之先，嘗傭耕於諸番，為之誅荊榛、立阡陌，終歲勤動，不遑寧處，所贏者即節衣縮食之餘也。彼坐收十五之稅，而常苦不足，終且貨其產於我；則我勞而彼逸，我儉而彼奢也。故觀夫草衣木食之時，天之福諸番不可謂不厚矣。使其閉關自守，無競於人，雖至今嘯傲滄洲可也。一旦他人入室，乘瑕蹈隙，月進而歲不同；乃彼昏不知，猶懵焉無改。夫因陋就簡之習，則其得於天而失於人也固宜。

　　抑又聞之，吾先民之墾草此土也，其葬於蛇豕之腹、埋於榛莽之墟者，不知凡幾，故又呼之曰「埋冤」。然卒底於成者，則前仆後繼、慘淡經營之力也。訖於今，休養生息數百年，取益多而用益宏，食者眾而生者寡。雖然，微大力者負之而走，吾知喬木先疇猶將易主，而況巧拙相懸、強弱異勢乎？彼深山窮谷中雕題鑿齒之遺，固已竊笑於旁而議其後矣。世之讀此書者，其亦念篳路藍縷之勤，而憮然於城郭人民之變也哉！

　　丙辰夏五，東寧林資修序於霧峰之麓。

　　徐序左丘明作春秋傳，以三十卷括二百四十年之事，于會昇賢之。司馬遷作史記，敘三千年事，僅五十萬言；班固作漢書，敘二百四十年事，至八十萬言。其煩省之異若是。張世偉乃謂班不如馬；劉知幾則言古今不同，勢使之然，不得斥近史為蕪累。然哉！然哉！今珂讀連君雅堂臺灣通史，見其煩省適中，而三復歎美之者以此。通史者，通貫古今之史，與斷代史異，則尤易煩不易省者。雅堂為是，凡一千二百九十年之事，悉具於八十八篇，而乃鉅細畢舉，無漏無蔓。蓋為紀四、為志二十四、為傳六十，踵龍門之例而變通之，附表於志中，取便觀覽，為今之學者計也。其所紀載，始隋大業元年，終清光緒二十一年。臺灣文獻，於是不墜。

　　抑珂嘗聞之，知幾謂作史須兼才、學、識三長。雅堂才、學偉矣，其識乃尤偉。知民為邦本，非民則國曷以立，故於民生之豐嗇、民德之隆污詳言之，視昔之修史從重兵、刑、禮、樂者何如耶？珂不敏，比亦粗有撰述，於民事輒致詳，猶雅堂之志也。既卒讀，爰書此以歸之。

　　中華民國十四年仲夏，杭縣徐珂謹書於上海。

　　章序偉哉！鄭延平之啟臺灣也。以不毛之地、新造之國，而抗強胡百萬之眾，至於今遂為海中奧區焉。余昔者聞其風烈，以為必有遺民舊德在也。直富有票舉兵，余與其人多往復，為有司所牽，遯而至臺灣。臺灣隸日本已七年矣，猶以鄭氏舊事，不敢外視之。逾十年，漢土光復。又十四年，遺民連雅堂以所作臺灣通史見示。

　　臺灣故國也。其於中國，視朝鮮、安南為親。志其事者，不視以郡縣，而視以封建之國，故署曰通史，蓋華陽國志之例也。鄭氏多武功，政治闊略，清人得之，從事亦尚簡，故所言不能如華陽國志詳備。若其山川、邑落、物產、謠俗之變，則往往具矣，然非作者之志也。作者之志，蓋以為道土訓者必求其地建置之原。臺灣在明時，無過海中一浮島，日本、荷蘭更相奪攘，亦但羈縻不絕而已，未足云建置也。自鄭氏受封，開府其地，孑遺士女，輻湊於赤崁，銳師精甲環列而守，為恢復中原根本，然後屹然成巨鎮焉。鄭氏繫於明，明繫於中國，則臺灣者實中國所建置。其後屬清、屬日本，視之若等夷。臺灣無德於清，而漢族不可忘也。余始至臺灣，求所謂遺民舊德者，千萬不可得一二。今觀雅堂之有作也，庶幾其人歟？

　　豪傑之士無文王而興者，鄭氏也。後之豪傑，今不可知。雖然，披荊棘、立城邑於三百年之上，使後世猶能興起而誦說之者，其烈蓋可忽乎哉？雅堂之書，亦於是為臺灣重也！

　　中華民國十六年一月，章炳麟。

　　徐序中華民國三十四年，連雅堂先生所著之臺灣通史第一次在國內印行。六月，排版將畢，其哲嗣連定一先生命余作敘。余與定一先生十餘年故交，誼不敢辭，乃秉筆而言曰：　　凡住居於此員輿上之民族，苟能不安僿野，黽勉前進，均必能在文化上有所貢獻，以傳遺後世，以沾溉人類。惟因時地不同，環境差殊，故每民族所創造之文化均必押有其環境之印記，於大同之文化體中有特異焉。此特異點與創造民族之盛衰分合有密切之關係，籀繹古史者不可不慎思而明辨之也。

　　我中華民族所創造之文化為世界鉅大文化之一，殊無疑義。其特異點，依吾人之所探尋，蓋有三端：一曰緩，二曰久，三曰穩。自人類學者證明吾民族為中華之土著而外來之說絀，其奠居於斯土也已不知其綿歷幾萬年。從有傳說計起，炎、黃、羲、皞以後蓋已超過五千年。其同時之文化民族，若埃及人、若兩河間人，其進入歷史皆比中國較早。埃及之第十二朝（西元前二十與十九兩世紀）與將來第十八朝之阿門諾斐斯四世時（西元前十四世紀），其聲名文物蓋已燦然大備。巴庇倫之哈莫拉比王（西元前二十二世紀末），文治武功烜赫當時；其詳備法典所刻之原石尚在，為歷史家之異珍。希臘民族脫游牧而進農事已當我商代後期，其傳說歷史晚於我國者一、兩千年；然其文化突飛猛進，至我國春秋、戰國之交，已足冠冕群倫。我國炎帝族之肇始農業，當在距今四千年之前。然夏、商古史，猶復唵昧；周代蹶起，文化始漸可與哈莫拉比時相比；及孔、老、墨諸子勃興，而哲學思想始得與後進之希臘諸賢哲並駕。經歷奕世，始躋於高度文化之林，則其緩也。埃及及兩河間之古代文化，至西元前二、三世紀已完全泯滅。希臘高尚文化，至後六世紀茹斯底年大帝封閉雅典學校後亦薪盡火絕。而中國之文化獨迢遰四、五千祀，未嘗中絕。自秦始皇至今二千餘年，史事之載於正史者無一年之缺逸，尤為世界各國之所無有，則其久也。埃及前有希克索諸王之殘掠，後有亞敘里人之蹂踐。兩河間前經赫底特人之橫掃，後經迦塞特人之潛入。亞敘里大帝國興勃亡忽，擬跡秦、隋。迦勒底後起，數十年而滅，蓋無足述。此諸國者，其興也馳騖震耀，舉世駴眩；其頹也昏昧黤黮，永永長夜。希臘人思想文藝之所詣，騰踔高躋，匪惟超前，抑幾絕後，其末葉之所遭尚不致如前二方之慘悽；然在中世紀，其鴻文玄著不過匿跡於修道院蛛網塵封之間。比贊庭帝國文人名延一線之傳，然亦不過尚能尋章摘句，作盲目之景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