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是横戈马上行：野战主将粟裕>>~恰同学少年

恰同学少年粟裕偷偷跟着阿陀习武的事情，最终还是被他书斋里的父亲知道了。他的父亲对他和阿陀这些雇工往来亲密，整天舞枪弄棒很不满意，决定把他送到私塾读书，希望通过私塾先生的严厉管教，培养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一年是1913年，粟裕刚满6岁。

与少年鲁迅离开百草园走进三味书屋一样，粟裕满脸委屈、依依不舍地走进了有些沉闷的私塾。

不过，他不仅没有放弃对侠客的神往，继续背着家人苦练功夫，还开始追求侠客的另一种境界：扶困济贫，管起不平事来。

私塾设在家中西院花厅，先生是粟裕的一位堂伯父，学问既高，教规也颇为严厉。

学生背书，丢一句打一板，错一字也打一板，无论亲疏，一视同仁。

粟裕聪颖机变，挨板子的时候不多。

同村的同学粟永年家境不好，每天清早起床后要放牛、割草，放学后还要分担许多家务，功课一塌糊涂，常常因此受罚。

粟裕很同情他，主动帮他补课，两人形影不离，亦师亦友，共同进步。

粟永年渐渐远离了先生的板子，还常常受到表扬。

多年后的1984年，他还能清晰地回忆起与粟裕同窗共读的情景：“我比粟裕大几岁，曾经一起在私塾读书两年。

”他说：“我家里生活困难，要放牛、割草，耽误了课，他就帮我补课。

我把‘目’字写成‘月’字，先生打板子。

他细心地教我认读，搞清了两个字的区别。

”粟裕让粟永年远离了惩罚，后来自己却结结实实挨过先生一顿板子。

粟裕的二叔叫粟周贞，是和他的父亲志趣完全不同的人。

粟周贞早年就读省城长沙，回乡后在邻村创办了一所新式学堂——第八国民学校，开设修身、国文、算术、体操和音乐等课程，传播与传统儒家文化完全不同的新学。

粟裕听说后，很是好奇，常常一个人跑到第八国民学校去看。

他觉得那里的上课内容比私塾《论语》《孟子》一类的经书好，不光听得懂，学生还能唱歌、打球、做各种有趣的游戏。

不久，粟裕向父亲正式要求转到这所学校。

他的父亲认为那是与祖制不符的歪道，没有答应，他只得另想办法。

有一天，私塾先生在讲台上讲课，摇头晃脑讲得入神时，粟裕悄悄使个眼色，带着同样羡慕不已的同学们溜出私塾，跑到新学堂去了。

等他们开足“洋荤”，兴高采烈回来时，先生正铁青着脸，怒气冲冲地站在门口，手中晃动着令人恐怖的戒尺，要一一惩罚他们。

粟裕见状挺身而出，大声说：“这不关他们的事，是我带他们去的，要罚就罚我一个人。

”先生的嘴角被气得歪在一边，额上青筋隆起，像一条条难看的毛毛虫。

他喝令粟裕伸出手板，举起戒尺狠狠抽打起来。

打完，先生还不解气，又跑到粟裕父亲的书斋添油加醋告了一状。

粟裕又挨了父亲一顿雷霆般的训斥。

但他没有屈服，铁心要转学，父亲无法可想，只得叹着气点头答应。

家里的私塾不久便撤除了，他和同学们都顺利地进了第八国民学校。

除了学堂的仗义，粟裕还管起了家里的“闲事”。

一年夏天的某日，他放暑假在家，父亲让他去趟隔壁的塘口村，把佃户粟用礼家的租谷收上来卖掉，好做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粟裕沿着山路连蹦带跳，高高兴兴跑到粟用礼家，粟用礼却愁眉苦脸，唉声叹气，说今年大旱，收成不多，交了租谷就揭不开锅了。

粟裕看了看他家的屋子，果然空空荡荡，一件像样的家具也没有，锅里煮了几个糊糊的烂红薯当饭。

他心一横，自作主张免了粟用礼的租谷。

回家后，他从其他渠道拿了够抵租谷的钱，交到父亲手上，扯了个谎说，粟用礼家的租谷已经卖好了。

父亲信以为真，很是满意，后来干脆把管家、记账的事情交给了他。

他每天放学后，还要管理家中的账目，收入多少，支出多少，买了什么东西，都要分门别类详细记载，每月结一次账，送给父亲检查。

他的父亲检查账目很认真，但一天到晚关在家里，对市面行情一点也不了解，粟裕的行侠仗义也就更方便了。

看到有同学家生活困难，粟裕常常背着家人，拿出几升米送给他。

其他诸如佃户还不起债，偷偷给予减免一类的事情也更多了。

粟裕晚年时回忆说：“我偶尔也做假账骗他，很容易骗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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