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何泽慧先生

《现代物理知识》高能物理所建所初期，我有幸调入宇宙线研究室。那时，原先驻扎在主楼的铁道兵文工团的人员还没有完全撤离，和我们室共处于主楼六楼。当时全所员工还不足400 人。

宇宙线物理是当时所里比较重要的研究课题。

室里经常召开全室会议，各组汇报近期的工作进展。

所长张文裕，副所长赵忠尧和何泽慧三大领导经常一起与会。

我第一次见到何泽慧，正是在那样的会议上。

现场的人对三位领导均以“先生”称之，那时我还年轻，平生第一次见到一位“女先生”，惊奇不已。

三位领导中赵先生很少发言，张先生说的也不多，何先生却很活跃，说话也直白。

每当同志们提到一些经费或设备等方面的困难或要求，何先生常常会指着张所长，用略带淘气的口吻说：“那是领导的事儿，让他说。

”但她很少为难赵先生。

后来我才知道，她当年在清华读书时，赵先生教过她好几门课呢，想必是出于对老师的尊重，做学生的还是不敢在老师面前造次吧。

我知道何先生在德国留学和在法国居里实验室工作期间，科研工作卓有成就，特别是在乳胶实验中，率先发现了铀核的三分裂和四分裂，在当时的物理学界引起过相当大的轰动。

在我和何先生接触的三十几年间，她一直积极参与和领导科研工作。

不仅是她熟悉的乳胶实验，云雾室实验，以及从未做过的高空气球宇宙线研究、天体物理研究和空间实验。

做气球实验时，何先生已经七十多岁，还经常到香河放飞现场去指导。

2017 年，我所天体室研制的硬X射线调制望远镜发射升空，实际上，它就是一座小型的空间天文台。

何先生是我所天体物理学的开拓者，曾积极推动该项目的立项。

感念她对该项目的大力支持和她一生在物理学研究中做出的杰出贡献，研究团队特意将该卫星命名为“慧眼”。

它真的具有一双慧眼，在离地550 千米高空中运行五年多，已经在中子星、脉冲星和宇宙磁场等方面获得多项新的发现。

我想，何先生若地下有知，一定会开怀大笑吧。

何先生的节俭是出了名的。

其实，她的节俭首先是在科研工作中。

何先生一生都在强调，搞科研要做到少花钱多干事，要尽量优先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技术，反对大手大脚，浪费国家钱财。

纵观何先生的一生，心有祖国，心有科学，勤奋工作。

唯独不讲究的，是她个人的物质生活。

她不施粉黛，从中学到大学到留学到归国，一直梳着两条大辫子。

我从未见过她穿金戴银。

她的手表，家里的冰箱，一用就是几十年，坏了就自己动手修。

在所里，她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包子最好，既是饭，又是菜，吃起来省时又省钱”！还说“中国的豆腐最好吃，有营养，还便宜”。

于是，食堂的包子和红烧豆腐就成了她标配的午餐！她几乎常年穿着所里的工作服，或者是外孙女穿不了的衣服和鞋子，拎着补过的人造革提包，坦坦荡荡地走在所里，走在大街上，甚至走进人民大会堂。

2005 年10 月，中国洪堡学者大会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何先生是名誉会长。

那天，她一如既往地穿着研究所配发的工作服，那衣服是用再生布做的，粗糙得很。

她穿了很久，已经很旧了。

在她登台发言前，科学院的一位女干部实在看不过去，脱下自己身上的红毛衣，力劝老太太换上，让她老人家“光鲜”地亮了一回相。

1955 年，何先生家搬入中关村二号楼（现中关村14 号楼），几十年后，那楼已经显得破旧，国家特地为楼内的老科学家们建造了豪华的新楼，同时计划将二号楼拆掉重建。

何先生坚决不搬，认为自己的住所已经足够好了。

在何先生和许多老科学家的坚持下，二号楼最终没有被拆掉。

如今，北京市政府已将那座楼定为保护文物，纪念曾经在那里住过的著名科学家，特别是“两弹一星”的元勋们。

1980 年，我离开宇宙线室，改做情报工作，每当我把编译好的情报送给何先生的时候，她告诉我，每篇文章她都看了，表扬我的工作很有意义，为她及时掌握国际最新研究动态提供了方便。

我知道自己的工作还有不足，但能够得到先生的肯定和鼓励，让我倍受鼓舞。

八十岁时，作为杰出洪堡学者，何先生受邀出席德国洪堡周年纪念会，可见当年她的研究工作是多么出色。

何先生让我帮她用打字机填写参会表格，我向她表示衷心的祝贺，她却对我帮那么点小忙感谢再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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