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代之民:张中行别传>>~择 业

择 业张中行大学毕业，是1935年。其时的工作并不好找，他几乎就是失业了。他在自传里写了去应考开滦煤矿的事，因为医生说他有肺病，虽然成绩过了，却无缘于这份工作，心里的打击也是有的。

后来总算有了一个机会，就是到南开中学去教书。

这在那时也是很不易的。

南开中学成立于1904年，在当时已很有名气，无论教学条件还是师资力量，在北方都是一流的。

关于教书，他自认为没有什么特别的骄傲，似乎是成绩不大，兴趣也不在这个地方。

除了是啖饭之道有吸引力外，别的好像没有剩下什么。

《流年碎影》中有云：拿了薪金，要工作。

八月底或九月初开始，担任三班国文课，高中一班，初中两班，一班一周以六课时计，每天平均要上三堂课，口讲指画，还要改两周一次的作文。

记得教材是学校编的；教法也有要求，是以学生活动为主，教师辅导。

其时负责教务的人与教师间还隔着一层客气，又没有今代的教研室组织，因而对于学校的要求，我是微有所闻而莫名其究竟。

不了然，又没有重视，于是上课还是从心所欲。

也不能没有师承，是中学的李大吵和孙子书，加大学的黄晦闻和刘叔雅，照本讲解之外，也说些自己的私见。

这样教好不好，我是直到现在也说不清楚。

难道就不曾想过吗？可惜是再思三思之后，答案总是不快意的。

比如多年之后，我回顾教国文课的经历和心情，以真面目对人，自己的观感，由轻到重，大致有四种：其一，以学生能否写通为教学的成与败的标准，我就不知道哪一种教法能够真正有成效，即如以学生活动为主，如果只是在一叠教材上活动，我看也不见得能有什么成效；其二，如现时语文课的方式，教师和学生都寝馈于不多篇所谓范文，想写通是不可能的；其三，教语文，最费力（因为还要改大批不通的作文），成效最没把握，所以我最怕这个职业；其四，怕而断断续续教了十几年，就使我常常想到饭碗之不易，或放大言之，人生之不易。

这样说，南开中学一年，外表的活动，相当复杂，内心则很简单，不过是饭碗加不易而已。

应当说，这在他是一种失败的记忆。

中学的课，和大学不同，差异是大的。

北大读书时的快感，随着这些枯燥的生活变得小了。

张中行是个有梦的人，喜欢思想的漫游，从古到今，从希腊到英国，对有意思的东西格外欣赏。

因为浪漫，思想就不愿定于一尊，职业的事，苦的一面多，乐的地方少，这在他是无可奈何的。

按他的本性，是可以成为学者和作家类型的人物。

可是环境不行，自卑的一面也不是没有。

本可以混到高级知识分子的行列，而那时却不愿高攀名流，不得不做普通的工作。

心高，位卑，是很大的反差。

但也不是想高位的东西，而是想着如何自由地神往。

青年时代的苦闷和迷惘想必是很重的吧。

中学的课讲得怎样，我们不易知道了。

不过他有几个学生后来与其有较深的交往，说明他也是很有引力的人物。

从他后来写下的关于语文教学的文字看，严谨、中正、一丝不苟，逻辑的讲究和行文的疏朗，都是有格局的。

可是据南开中学毕业的黄宗江回忆，张中行上课不喜欢点名，穿着一套长衫，布鞋，似乎也不循规蹈矩。

黄宗江是张中行的学生，那时黄裳、周汝昌也在学校念书，不过张中行没有教过这两位。

晚年的时候，周汝昌与张中行走得算近，而黄裳却和张氏有过论战，观点是对立的。

总的来看，张中行在南开的一年，还带着北大人的气质，自由的立场，随便的态度，痴心于学问的精神。

走出社会，却不能可心可意，对他是大苦的。

在南开教书时，他的思想已基本定型。

比如不喜欢应试教育，对考试是不太看重的。

但推想那时的学校是要强调这些吧。

他教的是国文，却不喜欢八股和教条。

他对教学的基本理念是，多读，不怕杂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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