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代之民:张中行别传>>~胡 适

胡 适许多次，他和我讲起胡适的讲演，意思是很有风采。听胡适的课是一种享受，这是许多人的印象。张中行也不否认这一点。

可是胡适的那些东西，对他的影响有限，谈北大的历史人物，他对胡适的印象不及对周作人那样的人物深刻。

他好像很欣赏章太炎的弟子如周氏兄弟、钱玄同、马裕藻、沈兼士等，原因自然是他们的才气与为人都有趣。

但胡适的存在对他有另一种意义，那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和精神流向的标志。

张中行在学理上不太像敬佩周作人那样敬佩胡适，大概是觉得胡适缺少独创性的一面，因为在文章的写法上，周氏兄弟实在远远高于胡适。

所以讲到北大的生活，胡适的影子只是绕不过去的存在，不像周氏兄弟，是刻在他自己的骨子里的。

为什么一直不能和胡适这样的人物亲近，走不进那个人物显赫的圈子？从这可以悟出他的性格特点，也许是不愿太靠近明星式的人物吧。

不过胡适对青年的爱护，还是深深感染了他。

张中行晚年和年轻人交往就有胡适的某些风格，比如对晚辈读书人叫先生，有求必应，不摆架子，每信必复等，可以说是从老师那里得来的。

他听过胡适的课，印象是新颖、动人，而且风趣。

有新有旧，动静相间，西学的根底带来的是美的风范，也是红楼的一道景观。

重要的是，他的名气太大，活动多，是领时代风气的人。

他在《胡博士》中写道：在当时的北京大学，交游之广，朋友之多，他是第一位。

是天性使然还是有所为而然，这要留给历史学家兼心理学家去研究；专从现象方面说，大家都觉得，他最和易近人。

即使是学生，去找他，他也是口称某先生，满面堆笑；如果是到他的私宅，坐在客厅里高谈阔论，过时不走，他也决不会下逐客令。

这种合宜的态度还不只是对校内人，对校外的不相识，据说也是这样，凡登门必接待，凡是写信必答复。

这样，因为他有名，并且好客，所以同他有交往就成为文士必备的资历之一，带有讽刺意味的说法是“我的朋友胡适之”。

应当说，张中行的感受带有典型的意味。

那些不喜欢热闹或离名人远远的人，对胡适这样的人就不免生出异样的感受，讽刺的地方就出来了。

张中行一直没有和胡适这样的人交往，在我看来是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兴奋点不同，胡适的世界是宏大的叙述，国家与民族的话题多，与张中行这样关注个体命运的人不同。

二是胡适的眼光留在理性的地方多，审美的打量少，又缺少形而上的力度，自然不能给张氏以巨大的吸引力。

那些与胡适接触的人，不乏攀附名流的意愿，俗态也是有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左翼文人对胡适的讥讽。

在高贵的学院里，无论人的心灵如何纯美，一旦和普通人的经验脱离，被人讥讽便是自然的了。

三是那个时候，张中行在学术上还没有什么成绩，甚至还不如晚于他入学的吴相湘出名。

吴相湘大学毕业就留校，在北大是青年才子。

不过论文笔和学识，张中行后来都要比吴氏高。

可是他不会去结交名师，被认可的机会自然就少了。

也缘于此，他能远远地看着别人，冷和热、深与浅似乎都清楚一些。

我佩服张中行的地方是，讲到北大的前辈，并不圣化自己的老师。

他对胡适有另一种看法，就是胡乱也并非人们所说的没有悖论的人，处理问题也有残忍的时候。

这残忍在胡适是不得已，而在普通人看来就有些不近人情。

张中行说：说起北大旧事，胡适的所为，也有不能令人首肯的，或至少是使人生疑的。

那是他任文学院院长，并进一步兼任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立意整顿的时候，系的多年教授林公铎（损）解聘了。

林先生傲慢，上课喜欢东拉西扯，骂人，确是有隙可击。

但他发牢骚，多半是反对白话，反对新式标点，这都是胡博士提倡的。

自己有了权，整顿，开刀祭旗的人，是反对自己最厉害的，这不免使人联想到公报私仇。

如果真是这样，林先生所失的是鸡肋（林先生不服，曾发表公开信，其中有教授鸡肋的话），胡博士的所失就太多了。

向来喜谈别人优点的张中行，对胡博士的微词是成见呢，还是别的什么？在我想来，还是对林氏的个性的喜欢吧。

青年人愿意接触真性情的人，林公铎的浪漫和狂放在张中行看来是有趣的，而过于正襟危坐的胡适，在旁观者看来，不那么潇洒也是其一。

林氏留在北大也许不是坏事，为什么一定要开除呢？也许张氏的记忆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对胡适理解有误（程巢父先生对此有专文加以考证），但我们从过来人的不同的记忆里，回溯远去的历史，那逝水中的人物，面孔就丰富起来了。

热衷自由主义传统的人，写起北大不能不谈胡适的功绩，放在了核心的地位观照，妙作是很多的。

论思想特征，张氏在一些地方是接近胡适的，可偏偏没有情感因素的连接，也许在这一点上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他的平民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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