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代之民:张中行别传>>~望 道

望 道一进大学，他就被各类新学说吸引，喜欢杂览，从老师那里得到不少东西。出了校门，因生计问题，做教员，也不得不啃书本，用来教人，也来愉己。起初的求知，是好奇心使然，是益智的冲动，后来沉落于底层，在苦水里挣扎，就真得有悟道的需求，想要从己身之苦里，望真理之道。

于是精神就由被动到主动，一个人在旷野里走来走去，成了个寻路的人。

周作人早年在西山养病，就写下了寻路的小诗，是清寂里的跋涉，在孤苦中走着。

前面是什么呢？没有看到，终于无功而返，回到苦雨斋里。

在这一点上，张中行和周作人很像，热的时候有限，冷的时候居多。

在气概上，似乎不及屈子的行吟，也非陶潜的沉默，处于辨与不辨、言与不言之间。

明知前面没有什么，却还要走，心的悲凉是大的。

起初的时候，他和许多青年一样，觉得“道”在外面的世界，或说在天国里，大家去苦苦地找。

后来与康德、罗素、弗洛伊德等相遇，才知道天下的道理，不都是先验的，有时就在自身。

弗洛伊德讲情欲与人生，就把一些糊涂的问题说清楚了。

再读庄子，见其逍遥游的样子，心以为喜，才知道小大之辨，人的境界是有高低之别的。

再是禅宗的意思，佛在己身的哲思，又开启一扇精神之门。

走在大路上，于是才知道，己身的内省、训练的重要。

实在地讲，道在内心才是对的。

但那道是什么呢，也是混沌不清、难以言说的。

他喜欢的王国维，一生也在苦苦望道，但以为哲学可信而不可爱，文学可爱而不可信，遂落入历史的黑洞，和死灭的文明一同死灭。

王国维的死，在他看来不好，那原因是未能跳出历史之外，而把自己延续到了历史之中，是很可悲的。

而像周作人那种在历史中却又不属于历史，则可摆脱王国维式的焦虑。

他在自己的摸索里，深信超然于象外的重要。

望道而非道，才有精神的爽快。

什么是非道呢？他也不知道，只是觉得诗意的栖息，将思想放逐于无累的飞翔里，才有大的欢喜。

所以他深染于旧诗文里，从陶潜、王维、苏轼那里偷来闲趣，走在词林之间，真是其乐融融，得意忘言了。

道不是具象的形体，但可以在诗的意象里存活，靠意境留下美质。

比如古诗十九首，他就喜欢。

苍润淋漓间，是大的悲欣。

对他而言，诗与哲，是可以相通的。

他读了那么多玄学著作，自己却不写哲学的书及论文，为什么？因为还恋着诗。

可是只是从诗到诗，就显得有些浅，不如将玄思的东西也加入其间。

所以在他那里，有点里尔克的意味，用感性的语言去表达神秘的体验。

文学一直在诗与哲学间游动。

于是恍惚神异里游思远远，思绪介于有无之间和明暗之间。

不过他又不像李金发这样的新诗人用洋人的句式泼墨吟哦，而是从古诗词里觅来语感，形式有旧的余韵，而精神却是现代的。

道在灵光一现之中，那快慰是特别的。

好的文章家，有许多是有玄学与诗学的因素的。

刘勰如果不是佛门中人，《文心雕龙》怎么会那么好呢？唐代的皎然乃一位诗僧，从佛学与心性里悟出诗文之道，于是音韵激切，神与物会也。

佛学与艺术的融汇，使文学境界大开。

释迦牟尼的意象使汉语的表达为之一跃，如“彻”“心地”“境”“顿教”“心印”“宗源”“作用”“天真”……用到诗文中，就产生了异样的境界。

张中行在自己的作品里，既借鉴了唐诗的韵致，又把弗洛伊德、叔本华、罗素的精神内含其中，于是就形成了特有的文体。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把哲学与诗的因素较好嫁接在一起的不多，他当是一个吧。

在《灯》一文里，他借助烛光这一意象，谈古往今来，叙生命之短长，文思就不是单一的散文，流进了太多的情感与哲人之叹，其中有云：我总角没有闻道，乃至华年已去，还是望道而未之见，因而斗室面壁，就常常有“旧雨来，今雨不来”的悲哀。

如新风之大批判，这今雨不来的悲哀也可以升级，于是有那么一个夜晚，旧记忆引来新愁苦，就无论如何也不能入睡。

★《布宫号》提醒您：民俗信仰仅供参考，请勿过度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