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代之民:张中行别传>>~罗素弟子

罗素弟子有几个人影响了他终身。胡适的宽容、科学理性，周作人的学识与趣味，都内化在他的世界里。我们读他晚年写下的文字，是可以看到这一点的。

但在精神的层面，即哲学的境界上，他无疑是罗素的学生。

是罗素的思想，在根本点上奠定了他认知世界的基础，他的一切关于人生和社会的解释，都含有罗素的影子。

一部《顺生论》可以说是罗素哲学的中国版。

张中行来到北大时，罗素已离开中国十年了，但这个英国人的思想，还久久地回荡在北大的校园里。

当年罗素来京时，知识界的欢呼声震动着校园，许多中国学者在文字里表达了对这位思想者的敬意，因为他所带来的正是知识界急需的东西，许多年后北大人回忆当年的情形，还激动不已。

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校风依旧，那时北大的思想多元，古典的与外来的东西都并存着，非理性的与理性的，科学的与玄学的东西都在，对青年学子有不小的引力。

罗素的书籍在那时已译了许多，张中行是从老师的授课中了解的还是自学中接触的，我们就不知道了。

北大的学术流派虽千差万别，可是罗素的基本哲学意识在那时是被接受的。

胡适虽是杜威的弟子，而在不迷信任何思想的层面上与罗素并不矛盾。

钱玄同的疑古，周作人的个人主义，也都有罗素的精神因素在。

学生质疑老师，在那时是被允许的。

在爱师与爱真理面前，真理的价值自然更大。

所以即便是罗素早已离开中国，可从北大红楼内外的气息，还能嗅出这类思想者的痕迹。

现代以来，介绍罗素哲学颇多的学人有张申府先生。

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元老之一，在《新青年》上多次推出罗素的文章。

那些关于人生哲学、自然科学、伦理道德的讲演和论述，在当时的反响是巨大的。

周作人的关于国家的概念的突破，就受到了罗素的影响。

张申府后来远离政治，大概和他对罗素哲学的吸收有关。

主张怀疑，不轻信，在知识层是被普遍欢迎的理念。

现代以来，有几个罗素的追随者是很有意思的。

一是曹聚仁，自由报人，一生不盲从于什么派别，独立地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二是张中行，我们读他的书自然可以感受到此点；三是王小波，近几年的英雄般的人物，让人看到了自由理念的力量。

大凡喜欢罗素的人，在他们的世界里都找不到依附外在理念的孱弱的意识。

独立思考，深入盘诘，冷静多于狂热，百年间这样的思想传统，一直没有被广泛注意，实在是件遗憾的事情。

罗素引起张中行的注意，在我看来有几点：一是其学说涉及宇宙本体的存在，讲到上苍和人，有限和无限，直面有神论与无神论的问题；还有一点，就是自主的选择，即人性的问题。

不是从伦理的角度看事物，而是以人本的观点对待大千世界。

张申府在1919年的《每周评论》上连续译载过罗素的《我们所能做的》，其中有言：但要拿思想征服世界，现在就须甘心不再依旁他。

大多数的人，一辈子没有多少疑问。

他们看着流行的信仰和实际，就随声附和，自觉着若不反对世界，世界总要是他们的伴侣。

这种舒舒贴贴的默许甘从，新的世界思想实与他不能相容。

新思想必须的，是一种知识的超脱，一种孤独的精力，一种能在内里主宰世界的力量。

不乐于孤寂，新思想是不能得到的，但是若孤寂至于与世隔绝，全灭亡了愿与人结合的志愿，或若知识的超脱弄成骄傲轻蔑，也必不会切当如意的得到他。

对于人事的有效果的思想所以不普通，大多数的理论家所以不是趋俗合习，便是无成效，都因为既得知识的超脱又不与世隔绝，这件事大不容易。

我想张中行是看过这样的文章的。

至少从他的随笔里，我们能对照出这些思想。

罗素的意识是融化到他的血液里的。

读罗素的最大收获，是觉出先前人们唯道德的话语方式是有问题的，不能发现人的本然的存在；二是能在一个空旷的世界里注视问题，什么是实有，什么是虚无，都可以自行地判断；三呢，是懂得人的有限性，对万能的理论持怀疑的态度。

怀疑主义，乃治学的必备意识之一，所谓大胆的怀疑，小心的求证，就是这个意思。

在这个层面上，他和胡适的思想又交叉到了一起，有了中土的意味。

罗素从学理上教导他大胆地疑，胡适则让他体味到行动选择的意义。

北大教授在此领域有贡献者，实在是太多了。

我想罗素的人生过程，是比他的学术更能吸引张中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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