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代之民:张中行别传>>~学院气

学院气当张中行迈进北大的校门时，“五四”的风潮早过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北平，政治中心与之远离，学术风气占据了学校的首位。我们看胡适那时的日记，就能感到大学教育理念里，强调学术训练的重要。

张中行接触的老师差不多都是一流的，胡适、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马裕藻、魏建功等，那些人的气质和学识都对他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只要读过《负暄琐话》的人，对此印象一定是深的。

年轻人接触新学，往往被流行的东西吸引。

他入北大后，兴奋是自然的。

校园内的生活是五花八门，可入眼帘的事物很多，但最让他心动的是为学术而学术的环境。

他说：这视有学识为无上荣誉的价值观有排他性。

一是对于政场，轻些说是不热心，重些说是看不起。

不是不以国事为意，是认为政场中人几乎都为升官发财，而不是想把国事办好。

治学是清高的事业，所以就要远离政场。

自然，这是就多数人说；少数，在背地里，也会为某种势力奔走呼号吧？比如有个同学，人呼为马面先生（因为长脸），据说就充当官方的爪牙，歌颂、打小报告，等等。

毕业后如何飞黄腾达不记得了，只记得在校时期，同学提到他，都伴以冷笑，意思是无耻到这种地步，既可鄙又可叹。

二是对于阔气、虚荣之类，轻些说是不在意，重些说也是看不起。

名教授在家里，享用如何，不知道；走入红楼，依当时风气，要朴素。

这像是表示，因为志在治学，所以就没有精力和兴趣讲究吃喝穿戴。

在这种风气下，学生更是“草上之风必偃”，几乎都不穿制服，一年四季蓝布长衫。

其时西装也是上等服装，少数同学有穿的，我穷，无力制备，现在回想，即使财力充足，买一两套，也绝不敢穿上出入红楼，因为总觉得与学术空气不协调。

吴相湘先生在《三生有幸》一书里，也讲到北大读书氛围对自己的吸引，那些教授和学生间的朴素而静谧的精神对视，把新生们渐渐感化了。

认真地做学问，乃是一种幸福。

他们被一种神奇的精神洗刷着。

张中行承认，对流行的，如电影、话剧、京戏，只是偶尔看看，猎奇而已，不久就被原点式的著述所俘虏，读古书，钻古典。

学校的自由、包容的学术空气里，弥漫着肃穆的精神之光，他沐浴在那里，心接触着古老的灵魂。

他在那里得到了趣味，从枯燥的文本里发现了鲜活的、流淌的精神之乳。

北大的人与物，唤醒了他沉睡的意识躯体，他甚至从肉身上感受到智慧之力辐射的快感。

思想开始飞动了，长眠的精神之躯从僵硬的篱笆越过，他已和乡下的那个沉默的孩子大不一样了。

在《我与读书》里，他写到了北大的学习生活：其时正是考证风刮得很厉害的时候，连许多名教授的名也与这股风有关，如钱玄同，把姓也废了，改为疑古；顾颉刚越疑越深，以至推想夏禹王是个虫子；胡适之的博士是吃洋饭换来的，却也钻入故纸堆，考来考去，说儒的本质原来是吹鼓手，等等。

人，抗时风是很难的，何况自己还是个嘴上无毛的青年。

于是不经过推理，就以为这考证是大学问，有所知就可以得高名，要加紧步伐，追上去。

追，要有本钱，这本钱就是依样葫芦，也钻故纸堆。

在其时的北京大学，这不难，因为：该上的课不多，而且可以不到；图书馆有两个优越条件，书多加自由主义……先看后看，没有计划，引线是兴趣加机遇，当然，尤其早期，还要多凭势利眼，比如正经、正史、重要子书、重要集部，一定要看，就是一定以势利眼为指导的。

机遇呢，无限之多，比如听某教授提到，逛书店碰到，看书，王二提到张三，张三提到李四，等等，就找来看，兴趣管的面更广。

比如喜欢看笔记，由唐宋人一直看到俞曲园和林琴南；喜欢书法，就由《笔阵图》一直看到《广艺舟双楫》。

量太大，不得不分轻重，有些，尤其大部头自认为可以略过的，如《太平御览》《说文解字诂林》之类，就大致翻翻就还。

这样，连续四年，在图书馆里乱翻腾，由正襟危坐的《十三经注疏》《资治通鉴》之类到谈情说爱的《牡丹亭》《霓裳续谱》之类，及消遣的《回文类聚》《楹联丛话》之类，杂乱无章，总的说，是在古典的大海里，不敢自夸为漫游，总是曾经“望洋向若而叹”吧。

读着上面的话，他那时读书的快乐是可以想见的。

北大在那时的好处是，还有着自由主义的传统，党化教育的那一类并不受欢迎，至少教授还是主体，影响着学生的思想。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北大疑古和整理国故风气很盛，但那风气的背后不是复古，而是受到洋人的自由精神的暗示。

所以，大学后期始，张中行很快也转入对西方哲学的研读中。

他所阅读的书籍很杂，吸引他的竟不是杜威的哲学和希腊的原典，而是康德、罗素的著作。

那些书的艰深是无疑的，可其中闪烁的智慧的光，远远地照射着，给他以未曾有过的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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