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帆沧海：杨槱传>>~第二编 造船·教船

第四章 崭露头角归国抗战（1940）1938年9月，英、法、德、意四国首脑在慕尼黑举行会议，签署《慕尼黑协定》，把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然后把此协定强加给捷克斯洛伐克（1918—1992），史称“慕尼黑阴谋”。慕尼黑协定是绥靖政策的顶峰。英法绥靖主义者做了法西斯的帮凶，把世界推向战争的边缘。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英法被迫对德宣战，绥靖政策走向失败。

虽然也有不少造船厂希望杨槱留下来工作，但他深知祖国正饱受战火之苦，杨槱还是决定回家报效祖国。

1940年4月，杨槱买了意大利邮船公司的船票，从英国渡海到法国，然后坐火车到意大利，仍然登上来欧洲时所乘的那艘“康梯·凡尔地”号客船，踏上归国的旅程。

“康梯·凡尔地”号所经过的地方跟5年前差不多，可谓是“海天不减来时路”，只是包括杨槱在内的整船旅客，都笼罩在愁云战雾当中。

船上每天都发行英文报纸，报道战争的最新消息。

5月中旬，船开出后不久，乘客们在印度洋上听到了德国发动“闪电战”，绕过法军马其诺防线攻占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的消息。

同船有一批中国留德学成回国的学生，还有一大批被德国纳粹分子驱逐出来的犹太人，他们的目的地是上海。

船上众人都很担心，因为意大利随时都可能参战，这样的话，在船上这些人的命运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国民党高级将领贺耀祖也在船上，由于杨槱是船上懂英文的少数人之一，贺的秘书每天都要找他去头等舱为他们翻译报纸。

贺耀祖一行在船到达新加坡时，便上岸转道回国了。

杨槱和同船旅客只获得登岸半天的许可，还是在晚上。

市中心商业区灯火辉煌，市面比5年前扩大了，中国人经营的商店也明显增加了。

据说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等地的工商业者迁到新加坡的不少。

这一次航行，船还停靠了菲律宾的马尼拉港，旅客准许登岸，但要检查你有没有患沙眼症。

杨槱和几个同船的留学生雇了一辆出租车游览了市区。

这里是热带风光，住屋只有一两层，屋顶高大，而且上面有很厚的草垫。

本来，杨槱也有机会留在菲律宾。

当时他有一位留英同学，是菲律宾华侨，原籍福建厦门，家族在菲律宾的宿雾开有一家造船厂。

这位同学想以美金等优厚待遇罗致杨槱，杨槱不以为意，一心想着祖国。

经过三个星期的海上航行，杨槱终于到达目的地——香港。

他要坐轮船到海防，取道越南到云南昆明。

杨槱所坐的轮船本为招商局轮船公司的“海贞”号轮，但由于沿海地区已被日本侵占，这船就卖给了英商怡和洋行了。

杨槱一如既往，上船后便仔细观察轮船的结构和各种布置：这艘3 000吨级的蒸汽机客货船是我在英国实习过的Barclay Curle造船厂建造的，设有头等舱位12个，二等52个，三等55个。

我上船后就仔细观察船上的各项装备，注意到操舵的蒸汽舵机设在上甲板的机舱棚后端，通过钢索驱动舵扇和舵杆。

另外引起我注目的是桥楼前端有一个铁栅室，据说这是准备囚禁海盗用的。

由越南到昆明的火车上，小偷众多，幸好杨槱一路有惊无险，并无书籍、财物的损失。

在昆明，经由妹夫陈廷祜的介绍，杨槱来到同济大学机械系造船组任教。

早在1936年8月，同济大学工学院电工机械系内增设造船组，聘请德国汉堡造船专门学校教授魏禄伯（Gustav Wrobbel，又译吴罗伯）博士开设造船专业课程。

1937年8月日军袭沪以后，同济大学开始内迁，师生历经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越南等地，于1939年春节前到达云南昆明。

造船组在内迁期间，由胡亦欣教授授课，但他在来昆明的途中不幸负伤，不能继续工作。

几经努力，校方聘得张稼益主持造船组教务。

杨槱初到昆明同济，便在张稼益教授的指导下任教，第一节课讲的内容是船舶稳性，他按照所学的教材和以前的笔记来讲。

开始时神经非常紧张，嘴里总觉得口干，幸好学生对他还表示欢迎。

可是过了一个月就放暑假了，同济大学准备从昆明迁到四川宜宾附近的李庄。

这时，杨槱父亲杨宗炯已从监察院审计部审计，转任贵州审计处处长，因而身在贵阳。

母亲郭定权和弟妹则在重庆附近的四川江津县。

于是，杨槱比其他同济师生早一步离开昆明，先乘汽车到贵阳看望父亲，随后又到江津县见母亲和弟妹。

民生造船（1940—1944）杨槱见过双亲，并在四川江津休息了数天以后，便到重庆找留英时的王世铨学长。

王世铨（1906—1987），山东潍坊人，字公衡，1940年代后渐以字行。

他在1931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土木系，1936年、1938年先后毕业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和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Greenwich Naval College）造船系。

1939年，王世铨在民生机器厂担任工程师，负责10艘“民同”型木质蒸汽机川江客货船的建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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