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红颜：那些奇女子的美丽与哀伤>>~履行“精微的母职”

履行“精微的母职”20世纪30年代后期，处于事业辉煌时期的陈衡哲，突然辞去教职——从社会生活中抽身，回家当一名全职妈妈，教育3个孩子，过起了相夫教子的生活。这样的决定，出自一个“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名的女作家和女学者，实在令人费解。那么，她为什么作出这个决定呢？据说她的这个决定与胡适的女儿有关。

1925年，胡适年仅5岁的爱女素斐不幸夭折。

当时胡适忙于事业，而他的妻子江冬秀，成天流连于麻将桌边，对孩子的照顾不周。

为了慰藉胡适夫妇，陈衡哲让自己的女儿认胡适做干爸。

经过此事，陈衡哲意识到母亲在一个家庭中的作用，母亲在教育子女上的责任。

后来，在谈到自己当初的这个决定时，她回忆说：我猛然悟到母亲是文化的基础，精微的母职是无人代替的……当家庭职业和社会职业不能得兼时，则宁舍社会而专心于家庭可也。

乍一听，这话出自成功的新女性陈衡哲之口，让人感觉突然、不解。

但如果联系她的思想，就不难理解，也能理解她此番决定的顺理成章。

陈衡哲出身于旧式封建家庭，但她不想受此束缚，她敢于反抗，积极“造命”，创造了自己成功新女性的形象，为广大新女性学习与效仿。

那么，她是不是就此与传统女性遵循的道德和生活方式说再见了呢？事实证明，她没有。

她虽是当时的知性“女强人”，但在她的内心，那颗温婉的女儿心未泯，那颗重视家庭及家庭教育的心仍在。

因为她自己就深受家庭教育的影响，感觉到其好处，这与她冲破自己的旧家庭并不矛盾。

20世纪30年代，为倡导女性解放，她曾写过一本小册子。

但里面的观点，并没人们想象中那么偏激，相反，是温和的。

她主张男女平等，女性应自主自立，但不能因此敌视男人，而因为不满就从家庭中叛逃的过激行为，是不可取的。

为此，她打了个比方：倘若连孩子洗澡这样的事情，都要让爸爸放下手中的书，跑去连哄带劝，那么做父亲的也就太累了，做母亲的也就太不称职了。

她提倡的妇女解放，是让妇女的社会价值得到重视，但不能丢掉家庭价值，最好是二者兼顾。

但如果有矛盾时，女人还是应以实现家庭价值为主。

妇女解放不是为了所谓的个人价值，不顾男人和家庭，去自求多福，孤立地对抗家庭和社会。

她认为女人通过提高自身素质，实现与男人平等相处，给丈夫、子女、家庭乃至社会带来良好影响，形成多赢，是最好的。

在她的这些观点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新女性对中国传统女性美德的保留和坚持。

此时，陈衡哲已婚生子，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年轻气盛，自称不婚主义，充满理想主义的狂妄小女生，而是一个成熟的女人了。

她认识到自己作为女人的魅力和作用，也认识到女人在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之间的平衡之重要。

她出身于有严格礼义的大家庭，从小受惠于家庭私塾教育，明白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更明白女人在家庭中的重要而不可替代的作用。

生活中，她践行自己的这套理论。

她自觉承担“重任”，是一个完全“主内”的妻子。

甚至在家中很“独裁”、“专断”，而他的丈夫任鸿隽，也理解并成全她的老婆，乐得家中事不管，自己专心学问，甘心落下“惧内”的美名。

胡适遵从母命，娶了三从四德的江冬秀为妻，但这位妻子并不能尽心力履行母职，可能因为感觉胡适对自己的爱情不够，成天“垒长城”，在麻将桌上消磨时光，对子女的照顾自然疏忽了。

不仅夭折了女儿，而且对幼子也照顾不周。

陈衡哲辞职后，退出社会舞台，全心相夫教子，把三个孩子的家庭教育全部承担了下来。

与江冬秀相比，喝过洋墨水、集作家与学者于一身的陈衡哲，才是真正的贤妻良母。

1937年抗战爆发后，47岁的陈衡哲与其他很多文化人一样，过起难民生活，“流离转徙”于香港及川滇两省。

抗战胜利后，除偶尔发表些文章之外，只在1945年受美国国会图书馆之邀，去美国担任指导研究员一年半，其余时间都给了老公和孩子。

她退身家庭后，与胡适通信大大减少，仅有的几封，谈的也是家庭教育。

与她的“造命”理念一样，陈衡哲牺牲自己的事业，退身家庭后，最终换来可喜的成果：她的二女一子都很有出息，长女任以都为哈佛大学博士，任大学教授；次女任以书毕业于美国瓦沙女子大学，为照顾双亲回国，任教于上海外国语学院；三子任以安获美国地理学博士，也在美国任大学教授。

一门五教授，真是书香满门了。

链接1948年，58岁的陈衡哲与62岁的丈夫任鸿隽赴港，要去美国与子女们团圆。

任鸿隽北上出席了首届全国政协会议。

这一突然转变，据说因为任鸿隽无法割舍他中国科学社的事业。

陈衡哲的丈夫任鸿隽，是我国著名的化学家和教育家。

辛亥革命元老，我国近代科学的奠基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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