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胡适>>~序 二

序 二从1931年“九一八”到1937年“八一三”，是日军对华步步进逼的六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热情日日高涨的六年，也是胡适一直“主和”的六年。他不主张中国“主动”对日作战，而希望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中日之间的冲突，以赢得抗战“准备时间”。胡适所以不主战，主要理由是中国“没有能力抵抗”。

他分析热河沦陷时张学良部队不战而退、日军长驱直入的惨痛情形后说：“九一八”时不抵抗，“实在是没有能力抵抗”。

1933年3月13日胡适亲闻蒋介石“军事上不能抵抗，外交亦无办法”的表态后，就更加确信：中国政府对国难既无解决的能力，也无解决的办法。

他的这一判断，一直持续到“八一三”上海抗战之前；所以平津失守后，他仍不主战，仍力谋和平。

他的理由极为明确：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不能昧着良心出来主张作战”。

既认定中国无力抵抗，胡适乃把积蓄力量、努力谋自身的现代化视作救亡图存的首要之务。

他坚信：“只有一个现代化成功的中国方才可以解决远东问题”，“必须先有个国家，然后可以讲抗日救国”。

把中国的现代化与中国抗战的前途紧密联系起来，这是胡适观察中日冲突的第一个鲜明特点。

在胡适看来，实现现代化既是终极目标，更是目下解决民族危机的紧迫手段。

他呼吁国人要努力工作，拼命工作，拼命谋自身的现代化，因为“一个民族的兴盛，一个国家的强力，都不是偶然的，都是长期努力的必然结果”。

他强调：“救国的唯一大路是齐心协力的爱护我们的国家，把我们个人的聪明气力都发展出来好为她服务，为她尽忠。

”惯于自责和反省的胡适一直把“九一八”的耻辱归咎于中国人的不努力，认为这是中国人自己荒废了宝贵的实现现代化的时机所致。

他一再批评国人缺乏自责态度，不知道反省自己；告诫国人“要养成虚怀愿学的雅量”，要埋头苦干，要努力充实自己的实力，要多责己而少责人，多在内政上努力。

在亡国危机日甚一日的情势下，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对日宣战、收复失地”的强烈呼声里，胡适的这种“缓不济急”的主张，虽与南京政府的“不抵抗主义”颇为接近，但并不为多数国人认同。

至于胡适主张与日本直接交涉，更不为国人所谅。

首先需要指出，胡适对日本侵略的谴责和揭露历来都是严厉的，其和谈主张不是无原则的妥协退让，更不是“媚日”，更不能代表他不爱国。

起初，他是希望通过谈判来收复失地，保全将失之地。

他在1932年提出与日本交涉的目标是“取消满洲伪国，恢复领土及行政主权的完整”。

但随着日本退出国联、这一目标根本无法实现时，他就不再主张对日交涉了。

热河沦陷后，胡适已经看到“日本军阀的欲望是不能满足的：把整个的中国做他们的保护国，他们也不会满足的”，“日本军人的侵略野心是无止境的”。

但到了1935年日本策划华北自治时，尽管胡适也对时局做出“日本独霸东亚，为所欲为，中国无能抵抗，世界无能制裁”的正确判断，但他仍通过王世杰向政府建议“与日本公开交涉，解决一切悬案”，方法是“有代价的让步”，他所提出的“让步”甚至包括承认“满洲国”！这与之前的主和主张，是一种明显的变化。

胡适一再表白这是谋求短时和平的权宜之计，目的是换回“十年的喘气时间”，以为抗战做准备。

因为他已虑到会出现求和而不能和的情形，那就只有痛下“绝大牺牲的决心”，“决心作三年或四年的混战，苦战，失地，毁灭”。

为了准备这个“混战”、“苦战”，必须先“详细计划一个作三四年长期苦斗的国策”。

所以，胡适提出了这么一个权宜之计。

胡适出此计，还有另一目的：保全华北。

针对胡适的建议，王世杰认为，“在今日，如以承认伪国为某种条件之交换条件，某种条件既万不可得，日本亦决不因伪国承认而中止其侵略与威胁。

而在他一方面，则我国政府，一经微示伪国之意思以后，对国联，对所谓华府九国，即立刻失其立场，国内之分裂，政府之崩溃，恐亦绝难幸免”。

因此王世杰拒绝将胡适的建议转呈蒋介石，胡的这次和谈主张再度不了了之。

1937年7月下旬，胡适仍向蒋介石建议：“中央应负起和平解决的责任。

”8月初，日军已经占领平津，但胡适仍谋在大战前“做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

其中的一条理由是：“我们今日所有的统一国家雏形，实在是建筑在国家新式军队的实力之上，若轻于一战，万一这个中心实力毁坏了，国家规模就很难支持，将来更无有较光荣的和平解决的希望了。

”他提出的目标是：“彻底调整中日关系，为国家谋五十年的和平建设的机会”；“充分运用眼前尚有实力可以一战的机会，用外交方法收复新失的疆土，保全未失的疆土”。

为达此目的，胡适再度提出以“放弃东三省”作为让步。

在胡适看来，似乎只要放弃东三省，就会阻止日军的侵略步伐，就可“求得此外一切疆土的保全与行政的完整”，中国就可努力实现现代化，然后再收复东北。

这真是抱薪救火、与虎谋食的书生之见。

一周之后，胡适的美妙理想即被“八一三”的炮火粉碎得灰飞烟灭，而他在这次抗战中也深深领教了中国军队的“能打”和“肯打”，至此，他开始觉悟到“和比战难”，逐步走上毫不动摇的坚持抗战之路。

胡适所以放弃和平之路，除了中国军队的出色表现，还因为卢沟桥事变后的局势已经发展到他1935年预言的中国已经“被逼到无路可走的时候，被逼到忍无可忍的时候”——日本军阀灭亡中国的野心和行动已经再清楚不过，而这时也只有“不顾一切”，做困兽的死斗，用中国的“焦土政策”来应付日本的“焦土政策”。

假如此时还不应战，岂不是要坐视整个中国都要沦为第二个“满洲国”？和谈之路，本是一条死路，因为日本军阀“灭亡中国”的既定国策绝不会轻易变更，而看清了日本侵略野心的中国政府也不会选择这条路。

尽管和平之路走不通，但胡适的主和立场六年间从未放弃，且事后亦终不悔。

假如我们只是单纯考察胡适和平主张的是非得失，而不把它与中国现代化联系起来，是很难全面、准确理解胡适的抗战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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