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胡适>>~序 一

序 一十多年前，我在日本关西地区工作。现在记不起因什么信息，慧君千里迢迢从北海道来看我，同来而先后到的是北海道开拓纪念馆的同行，则自然因为一是同乡相会，也更是同行的交流了。我们相处也就两三天时间吧，但似乎十分的默契和亲热，不然这友谊也不会持续到现在，当然还应有将来。

慧君当时在北海道留学，或许语言能力强，翻译水平高，所以当地的教学文化单位常请她当临时翻译。

和北海道开拓纪念馆的关系，大概也是这一原因吧？慧君应该是聪慧的、勤奋的，这是我从朋友处的交谈中感觉到的。

而我对她的印象最深的是好学，是对新事物充满好奇，并努力去了解熟悉。

虽说一衣带水，我们平日联系还是偏少，尤其是我国的邮政凡寄国外的都贵得出奇，我即便为公家邮寄，都尽量节省，个人的更是小气，所以书信往还并不多。

但我知道她考上硕士研究生了，又考上博士研究生了，所以一直为她高兴。

记得江泽民去日本访问，当时我也在日本。

有一天收到一张大照片，是江泽民在北海道接见在日工作者与留学生代表的合影，此中就有慧君。

慧君或许还没想到寄照片和我分享一下那份快乐，而这照片居然是日本朋友寄来的，可见那朋友也为慧君有这份荣誉而高兴。

如今对于领袖人物，我们国人似乎早已没有当年那种神圣的甚至狂热的感觉，但是，我们还是可依此推断慧君在学习上该是出类拔萃的。

所以，我们同样为看到这一照片而欣喜。

后来，有了E-mail。

或许因我是电脑盲，用不好，汉字发不出，所以我俩写信都是用拼音文字，那毕竟也比写信邮寄简便多了。

必要时，请人帮我用图片发。

再后来，一切都好使了，才有如今的方便。

我也知道她对五四时期的前辈学者感兴趣，我很激动，因为过去隔行如隔山，现在终于有了共同点了。

而从学业上，我的前辈正是那批人。

后来，她又告诉我，她开始搞胡适研究了。

我说好啊，我对胡适同时的人有些了解，对胡适知之甚少，也可趁机多了解些。

不知什么时候，我知道她嫁人了。

丈夫是个律师，是个经常免费为穷人、为中国劳工打官司的好律师，也就等于说是个不太富裕的律师，是个与在日本的中国王选一样有正义感的人士。

慧君自己也免费为中国劳工做了近十年的翻译。

或许是因为我和王选同姓，也更有同乡的感觉吧。

她可能是带着对王选的一份感情，所以才问我和王选是否本家或是否熟悉。

我潜意识里似乎为了让她在异国他乡多一丝暖意，也就尽量“套近乎”般地说，我和她是同一年大学毕业的，第一年暑假批中考卷好像在同一教室（我现在真想不起了，当年她并不有名，怎么会知道其名并记住），还有好像是我姐夫家的亲戚。

她的丈夫长相除了日本人的特征较明显，并无特别之处。

她的儿子也因小而可爱，其他也没什么感觉。

不过，这些是我从她寄的贺年卡中了解的。

日本有个好风气，是我们没接触过的人不理解的。

我曾学日本人寄过印有我照片的贺年卡，有朋友以为是我在炫耀我照片拍得得意，所以我在某篇报上文章中特意顺便解释一下。

我曾听日本朋友说，日本的贺卡是全世界用得最多的。

他们一直以来都时兴在贺卡里印上自家喜气洋洋的照片，告诉亲友他们过得很好，不像我们只给对方一声问候。

但照片归照片，当我亲眼见到她儿子时，十分地喜欢。

长得斯文、白净、漂亮，我不禁要赞美他妈妈。

在那以相夫教子为妇女主要工作的国度里，我赞美他妈妈应该没错。

记得在日本时，有位日本同事喜洋洋地说，他儿子考上东京大学了。

有一中国同事马上附和说，那是你教的好儿子。

可那朋友听了，好像并不怎么开心。

我开玩笑般地提醒他，你是否认为他尽了他夫人应尽之责了？换个说法吧。

我说，了不起，像你！他就开心了。

慧君在家庭中，也是个相夫教子的角色。

但是，她却同时又兼着天下最忙（我认为）的学者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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