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平庸面具下的大屠杀刽子手>>~ “我的名字成了象征”

第一章 “我的名字成了象征”曾经到哪里都有人认识我……——艾希曼告诉萨森，1957年我们直到今天都不知道，艾希曼究竟是什么时候决定去南美洲生活的。但他曾经解释自己为何受到吸引前往阿根廷：“我知道，有些好朋友在南美洲的这个‘应许之地’等着向我伸出援手。我可以公开地、自由地、骄傲地向那些朋友们说出：我是阿道夫·艾希曼，前任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

”^[1]公开地、自由地、骄傲地成为阿道夫·艾希曼？——多么不同凡响的愿望！艾希曼居然会认为那是一个现实的可能，这在当时和现在显得一样荒诞可笑。

因为“阿道夫·艾希曼”这个名字早已成为“纳粹灭绝犹太人”的代称，就连他自己也对此心知肚明。

毕竟，若没有必需的理由，绝不会有谁那么大费周章地隐姓埋名前往异国讨生活。

当艾希曼计划自己的逃亡行动时，他有一个很好的理由：他实在是太出名了，根本不可能一直不被发现。

有太多人认识艾希曼，并且知道他如何参与了对犹太人的权利剥夺、驱逐递解和大肆屠杀。

若说这一事实在今日已经远不如艾希曼生前的时候清楚，那要归功于他在耶路撒冷异常成功的自我展示。

1960年被绑架到以色列以后，艾希曼便竭尽全力把自己描述成许许多多无足轻重的部门主管之一，是第三帝国谋杀机器上的“一个小齿轮”、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

他只是一个无人知晓的小官员，根本发挥不了任何影响力，结果却因为一个错误、一些愚蠢的意外和别人的怯懦而“背了黑锅”。

但艾希曼自己心知肚明，那根本是个谎言。

他的姓名绝非只在一个小圈子里面才有人知道，更不是随着那场审判才变得家喻户晓。

恰好相反，在那场至今令他臭名远扬的罪行中，他的名字在深重的罪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阿道夫·艾希曼本人曾密切关注他的名字演变成为犹太人大屠杀的象征的过程。

事实上，艾希曼自己十分清楚，他和他的上司们都有意鼓励了这种发展。

艾希曼压根儿不想成为他时而自称的那种“躲在黑暗中的人”。

一直要等到在以色列上了法庭，他才处心积虑地营造一种印象，让人觉得他是个人微言轻、面目不明、随时可被替代的无名小官。

可是到了面临死刑威胁的时候，有谁不想这么做呢？即便如此，许多人仍然相信艾希曼是一个“躲在黑暗中的人”。

有些人甚至将艾希曼的“不可见性”视为其谋杀罪行的成功关键。

^[2]然而有不少线索指出，最晚从1938年开始，艾希曼就已经既非默默无闻，也对隐身幕后不感兴趣了。

随着我们着手追踪这些线索，那个“躲在黑暗中的人”的形象就会明亮许多了。

第一节 走向公众之路他人缘很好，在哪里都受到欢迎。

——鲁道夫·赫斯（Rudolf Höß）论艾希曼阿道夫·艾希曼1932年在奥地利的林茨（Linz）加入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和党卫队（SS）。

他们一家在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从德国搬到了那里，因为艾希曼的父亲认为自己能在林茨开拓一份理想的中产阶级职业生涯。

儿子的事业却发展得很不一样：他不愿担任教区管理委员的差事，也无意在父亲的公司谋得一职，反而利用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在奥地利被取缔的机会，于1933年跟随林茨的一位纳粹党高级干部返回德国，来到当时那股新兴政治势力的核心地带。

时至1934年——无论是因为目标明确、受到高人指点，抑或基于敏锐的权力直觉——艾希曼进入了党卫队保安局（Sicherheitsdienst，SD）。

当时这个安全单位的规模还小得很，却早已声名狼藉。

因为人们知道SD这两个缩写字母背后的那群人曾积极卷入“罗姆事件”（Affäre Röhm）。

^*艾希曼后来虽千方百计把自己调职到党卫队保安局一事解释成“纯属意外”或“张冠李戴”，但此说法未免荒唐透顶。

假如艾希曼所言不虚的话，那么当初他恐怕是唯一处于状况外的人，竟然还不知道党卫队保安局的凛凛威风，其神秘万分的工作人员，以及他们那位深具领袖魅力的顶头上司莱因哈德·海德里希。

^[3]1934年年中加入党卫队保安局的人虽然无法期待获享高薪，却可望赢得党内同志的尊重和敬畏，更何况还有那个令人艳羡的工作地点：位于帝国权力中枢首都柏林威廉大街102号（Wilhelmstraße 102）的宏伟宫殿。

对一个年纪未满30岁，两年前还是上奥地利州（Oberösterreich）一个普通汽油推销员的小伙子而言，这无疑是职业生涯中的一大跃升。

艾希曼感觉自己已经站稳了脚步，这也体现在他所做出的（在党卫队内部同样有助于升迁的）一个决定中：想要结婚成家。

于是他娶了比他小四岁的薇拉·利布尔为妻。

薇拉来自波希米亚的姆拉代（Mladé），她将跟两个替盖世太保工作的兄弟一样，因为其丈夫的社会地位上升而受益。

党卫队保安局的人从一开始就享有特殊地位。

他们是纳粹党内部的情报单位，因此有些法条和规定不适用于他们。

军事操练已成为过去，党卫队的制服大多数时候都只放在衣柜里。

1935年4月之后，一般党内同志已被禁止与犹太人有任何私下往来，而保安局的情报职能却让其成员可以堂而皇之地置禁令于不顾，因为他们把自己定义成“一直在执勤”。

微服调查更是特别具有吸引力的任务，艾希曼即便时隔二三十年仍对此津津乐道：他造访犹太人举办的各种活动并建立联系，让人觉得他求知若渴、思想开阔。

^[4]他曾找来一位犹太裔的希伯来文教师（以致他的上司两度明令禁止他那么做^*），而且和他的所有同僚一样，研读犹太读物，从600页的大部头著作到每天的报纸。

他还经营国际关系，甚至应一位犹太人的邀请前往巴勒斯坦参观访问。

艾希曼后来称之为一门“至少长达三年的学习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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