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钟声：中国文学的原型批评（修订本）>>~第三节 兴象系统与《易》之纲《诗》之纲

第三节 兴象系统与《易》之纲《诗》之纲弗洛伊德与荣格由于无意识的理论而相识，却由于对无意识的主要成分——力比多的认识不同而分道扬镳。在弗洛伊德看来，力比多是性欲，是性本能，无意识层次作为人的深层心理的最主要内容是被压抑了的性本能；但在荣格看来，力比多不仅仅是性本能的代称，而是指一种中性的个人身心能量，这种能量总是经过转变以象征形式表现出来，构成神话、民间传说、童话的永恒主题，成为艺术创作的根本动力。很显然，弗洛伊德是在两个层次上探讨着同一个问题。

弗洛伊德所研究的是自然状态和生物状态存在的人的性。

换言之，弗洛伊德是从人的生物传统出发的。

但荣格却不然，他注意的是力比多转化成象征的集体无意识，而作为文化的集体无意识它也是一种传统，当原始的生命本能升华为文化的生命之后，它也就是一种存在，一种文化的存在，从而构成了人的生存传统。

文化的传统一经形成，同自然生命的属性一样，它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不是所有的文化事实总是直接受制于自然的性本能，在这一点上荣格无疑比弗洛伊德更为深刻也更为进步。

人的生命力可划分为两个层次：一是自然层次上的原始生命力，二是存在层次上的文化生命力。

自然原始的生命力是本源的，文化的生命力是派生的，所以文化的生命是自然生命的象征与升华，最终受制于自然生命力。

因此文化原型总体现出生命的意向。

但是，这不是说文化的生命总是自然的生命，它们有一种一对一的关系，文化的生命相对于自然的生命，是升华与张扬，试图用全部性欲本能来解释文化生命并不高明，因为它忽略了文化生命升华后的力量。

中国文化的兴象系统中隐藏着深刻的生命事实，这不仅根源于人类历史发展共同的生殖崇拜基础上，还在于中国文化对世界认识的特殊手段和特殊的观察方式。

中国文化的逻辑起点根源于生命本体论，中国哲学认识世界的基本符号是阴与阳，而阴阳正是由抽象的男女生殖器官的模型抽象而来的。

诗是表达人的思想感情的，但人类最基本的情感还是发源于灵魂深处的生命情感，离开了生命的基础就不会有那些动人心魄的恋情，也就不会有感人至深的诗篇流传后世了。

这样兴与象便又在表现生命事实这一点上取得了统一。

但是兴与象既然是一种象征艺术，那么它就是象征了的思想与感情，它还是属于文化的生命层次。

因此，在取象比兴人类最基本的生命思想和生命感情的时候，它都作了诗意化的处理。

《乾》《坤》两卦是《易》之总纲，故《易·系辞》云：“《乾》《坤》其《易》之门邪？”相传孔子也专门为《乾》《坤》另作《文言》之传。

而乾坤的取象正是根源于男女生殖器官的特点。

所谓“夫乾其动也直，其静也专；夫坤其动也辟，其静也翕”，二者都以生殖器官的动静特点来表示乾坤的特点，而这正是《易经》全书的总纲。

《周易》的《咸》卦是描写性爱生活的诗，《咸》卦卦辞作：“亨，利贞，取女吉。

”其爻辞谓：“初六，咸其拇。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九三，咸其股，执其随，往吝。

”《荀子·大略》认为：“《易》之咸，见夫妇……，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

”咸字实即感之初文，咸、感一也。

“感”字本身就是男女性行为的专门术语。

《列子·天瑞》云：“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

”蔡邕《协和婚赋》说：“乾坤和其刚柔，艮兑感其脢腓。

”都是从性的角度来理解和运用感的隐义的。

《周易·咸》爻辞露骨地描绘了男女之间的性行为。

《彖》曰：“咸，感也。

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

”咸卦的卦象作（下艮上兑）。

孔颖达《正义》云：“艮刚而兑柔，若刚自在上，柔自在下，则不相交感，无由得通。

今兑柔在上，而艮刚在下，是二气感应以相授与。

”这是明显地用性行为来解释这一卦象的。

按此卦象艮为少男，兑为少女，少男少女相感自然是与性相关之象。

《咸》之《象》传曰：“山上有泽，《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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