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学术文库·乐府诗集分类研究：清商曲辞研究>>~引言 从整体的视野来研究清商曲辞及其与诗歌的关系
引言 从整体的视野来研究清商曲辞及其与诗歌的关系本书的研究对象是郭茂倩《乐府诗集》“清商曲辞”一目所收录的，以及由其实际收录标准所确定的所有同类曲辞。研究目的是为了在还原“清商音乐”本来面目的基础上，深入揭示南朝至唐代清商音乐与当时诗歌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基于这一研究目的，本书拟从音乐、文献、文学三个角度切入，以一种整体的研究视野，对清商曲辞及其与诗歌的关系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
“清商”本来是流行于南朝至唐代的音乐种类，与当时的诗歌创作关系紧密。
对清商曲辞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音乐史、音乐理论史、文学史、文化史等知识背景。
这除了要求研究者具有比较宽广的知识面之外，还要能将这些学科知识综合起来，从整体上对各种问题进行全面的考察。
一 研究现状及问题关于清商曲辞及其与中古诗歌关系的探讨，前人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音乐学、文献学、文学三个领域。
前人关于“清商”音乐学方面的研究，大致上表现为两点。
一是在针对“清商”概念循名责实的基础上，深入辨析其中的有关理论问题。
从现存典籍的记载来看，“清商”在不同历史时期所指的音乐对象并不相同。
因此，对清商内涵及其历史演变情况的考察至关重要。
如关于“清商”最初所指的音阶和调式、清商乐与相和歌的关系、清商三调的归属等，众多学者如梁启超、黄节、王光祈、杨荫浏、丘琼荪、逯钦立、王运熙、曹道衡等人，都有深入的探讨。
二是着眼于“清商”音乐本身，揭示并讨论其音乐的形态及历史发展。
如余冠英对清商民歌中对答体的揭示，管林对倚歌、游曲等形态与特点的说明，杨荫浏、黄翔鹏等人对和送声在乐歌中位置的辨正，都取得了可观的成果。
其中以王运熙的《六朝乐府与民歌》最为突出。
[1]这部专著对吴歌和西曲的流传时代、地域、本事以及和送声在乐歌中的位置等问题，都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论述。
“清商曲辞”的文献研究，大致上应该包括校勘、注释、考察资料来源、补正作品等几个方面。
前人对这类问题关注较少。
除王汝弼在其《乐府散论》中对“清商曲辞”中的部分“吴声歌曲”作了简单的注释[2]，彭丽天在《乐府诗集古辞校正》中针对《子夜歌》、《读曲歌》、《石城乐》等八首曲辞进行了校正[3]，增田清秀在其《乐府诗集增补》一文中就“清商曲辞”一目补录了五首曲辞、一联断句外[4]，就只有中华书局1979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的《乐府诗集》中有零星的校勘和说明。
其他一些关于中国古代乐府和南朝民歌的鉴赏类著作中虽然略有注释，但很少超出以上范围，这里不一一罗列。
前人关于清商曲辞文学方面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对清商曲辞与诗歌关系的探讨。
这种探讨围绕着两个时段进行，分别是南朝和唐代。
关于南朝清商乐歌与诗歌的关系，前人得出了四点较被普遍认可的结论。
一是认为南朝艳冶的情歌影响到了梁代宫体诗的出现和发展[5]，二是南朝民歌的语言、风格积极地影响了当时诗歌的语言、风格[6]，三是认为南朝民歌的音韵、声律影响了永明体四声规律的发明[7]，四是认为南朝民歌的四言五句体式影响到了绝句体的形成[8]。
关于清商曲辞对唐代诗歌的影响，以葛晓音的探讨较为深入。
她在《盛唐清乐的衰落和古乐府诗的兴盛》一文中指出，唐代清商乐在民间尤其是江南依然流行，并为士大夫所爱好，是古乐府诗盛行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这一基础上，她很好地诠释了唐代清乐与古乐府诗歌创作之间的辩证关系。
另外，她还指出卢照邻、李白、储光羲等人的诗歌学习了南朝清商乐歌的歌辞技巧。
这些观点，对于相关问题的深入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以上所述，大致说明了学界在清商曲辞及其与中古诗歌关系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其学术价值毋庸置疑。
但必须要看到的是，这一领域仍然留下了一些难解的问题，一些重要但尚未开拓的空间。
对这些问题、空间的深入探讨，需要新的研究理念、方法的出现。
首先来看前人遗留下来的一些未解难题。
在该论题的所有方面中，以“清商三调”的归属问题最为棘手。
自梁启超在《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中提出“清商三调”实际上应属于清商曲而不是相和歌的观点以来，半个多世纪里，黄节、朱自清、萧涤非、陆侃如、冯沅君、逯钦立、王运熙、曹道衡等人就此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所探讨的角度深入到了文献记载、清商三调与相和歌以及“清商曲”的关系、相和歌与清商乐所采用的乐器、相和歌与清商乐的历史演变等各个方面[9]，但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
此外，清商乐究竟是兼指南朝民歌还是专指汉魏旧曲也是个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
大多数学者主张清商乐包括汉魏旧曲与南朝民歌两部分，后者是前者发展的结果。
但孙楷第在《清商曲小史》中却力证南朝所谓的“清商”并不包括吴歌、西曲。
[10]对这一问题究竟该如何看待，尚待学界的进一步讨论。
另外，在历史上究竟有无“清商”这一音阶、“清商乐”究竟是指商声乐还是清商调类的音乐等问题上，至今也仍然未能形成统一的认识。
其次来看一些重要但是尚待开拓的空间。
这中间最有代表性的包括两点。
一是“清商曲辞”乃至整部《乐府诗集》的整理工作。
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非常薄弱，远远不能适应研究趋势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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