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千年：五代十国南汉新藏寺与广州大佛寺的前世因缘｜大佛往事

广州市大佛寺

在广州老城区中轴线上，商业步行街北京路与西湖路交汇处，有一座楼高七层、青砖楠木、飞檐斗拱、金黄琉璃瓦、古色古香的中式传统建筑，这栋气势恢宏的古建大楼与广州百货大楼隔街相对，在周围鳞次栉比的现代高楼群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入夜之后，橙色的灯光与金色的琉璃瓦交相辉映更显流光溢彩、高洁典雅，成为北京路旅游街游客的打卡点之一，这就是广州大佛寺新建的综合弘法大楼普觉楼，自从2016年底正式落成启用之后就成为北京路旅游区一道亮丽的风景。这栋综合弘法楼的启用，标志着大佛古寺复建、扩建工程中最为核心和关键部分的完成，其竣工为后续工程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23年12月，广州大佛寺复建工程圆满，规划整齐、独具一格的建筑群矗立于广州市中轴线上的商业核心区，包括南北两个绿化广场占地面积约15000多平方米，较之其清初全盛时期的三万多平方米，其面积虽大为缩小，但仍是广州五大佛教丛林之一，也是中国佛教都市寺庙的成功范式。那么，广州大佛寺始建于哪个朝代，经历了哪些风雨，有哪些未解之谜？十愿网与您一起走进传说中的“大佛往事”。

古时大佛寺图

据史料记载，广州大佛寺始建于南汉（公元917—971）年间，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南汉立国五十四年，刘䶮、刘玢、刘晟、刘鋹四代国王都崇信佛法，其中尤以刘鋹最为虔诚，据传他曾建二十八座寺庙以对应天上二十八宿，而大佛寺的前身新藏寺就是二十八寺之一。而现存最早记载南汉二十八寺的文献为宋代方信孺的《南海百咏》，书中以诗词和题记的形式记载了南汉所建的二十八寺的名称和方位。方信孺在题记中写道，“以下二十八寺列布四方，伪刘所建，上应二十八宿，尚大半无恙，今各以寺名为诗，俾后之览者属和焉。”说明南汉对应天上二十八宿建造二十八座寺院的事到南宋（1127-1279）人们仍耳熟能详，而且仍然有一半的寺庙保存完整，即题记中所说的“尚大半无恙”。接着方信孺用四首七绝分别介绍了东南西北七寺的名字和大致方位：

 

东七寺

慈度、天王更觉华，苍龙东角梵王家。

普慈、化乐成尘土，兴圣犹兼觉性誇。

西七寺
文殊、千佛显真乘，水月光中见定林。
昭瑞当时连集福，咸池今日应奎参。

南七寺
井轸南宫焕宝光，千秋、古圣并延祥。
只今两寺无名字，地藏旁联四宝方。

北七寺
国清、尊胜北山隅，证果、报恩同一区。
地藏荒芜并报国，尚余悟性斗牛墟。

 

二十八宿分属四个星座：东方青龙座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翼；西方白虎座七宿：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朱雀座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北方玄武座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东七寺对应青龙座（苍龙座），西七寺对应白虎座，南七寺对应朱雀座，北七寺对应玄武座。四首诗中，除了东七寺用了星座名“苍龙（即青龙）”嵌入诗中之外，其他三首都分别嵌入的都是星宿的名字，西七寺为“奎、参”二宿，南七寺为“井、轸”二宿（诗中的“南宫”指朱雀座），北七寺为“斗、牛、墟”三星宿。根据上面诗词，除了二座寺院外一共有二十六座寺庙有准确的名字可考。即东七寺：慈度、觉华、梵王、普度、化乐、兴圣、觉性；西七寺：千佛、真乘、水月、定林、昭瑞、集福、咸池；南七寺：宝光、千秋、古胜、延祥、地藏，另二寺不可考；北七寺：国清、尊胜、证果、报恩、地藏、报国、悟性。

现代大佛寺究竟属于这二十八座寺庙中的哪一座？此前有许多学者认为属北七寺者，有认为根本就不在这二十八座寺庙之列，因为里面就没有一座名“新藏”的寺庙，大佛寺在当时兴王府（即广州城）城内，紧挨着属于皇家御苑范围的西湖，有可能是皇家专用的佛寺。

五代十国时期南汉新藏寺（摸拟）

其实，后世文献称二十八寺中的新藏寺乃明代龙藏寺、清代大佛寺的前身，应该不是空穴来风，有相关的文献根据。方信孺诗中的二十八寺除失名的两寺之外，二十六寺名字里虽不见“新藏”之名，但却有两个地藏寺，南七寺和北七寺中各有一个地藏寺，其中一个一定有误，因为二十八星宿之名各不相同，与之相对应的二十八寺亦不应同名，故南七寺的“地藏寺”就应该为“新藏寺”，一字之差，应系讹误。因为当时刘鋹所建寺庙主要分布在当时的兴王府（即广州城）周围，“南北东西环城有二十八寺”，并非分布于整个南粤地区，而后世龙藏寺的位置正位于广州城靠近珠江岸边的最南边（当时今天的海珠区尚不属于广州城内）。

所谓“南控城垣，北肩拱北楼（拱北楼始建于唐代，位于今北京路广州百货大楼附近，历代多用于接待外国贡使，民国时期1918年因扩建马路被拆除），”寺庙山门紧挨着当时广州城临江的南城门。而据2018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广州大佛寺南院工程建设范围进行抢救性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的情况来看，大佛寺在唐末五代位于广州古城最南面的珠江北岸，本次考古最重要的发现是晚唐时期大规模陶器堆积和五代南汉时期大型砖铺地面。在考古发掘坑内集中埋藏大量陶器和釉陶器，总数超过100件，一些罐内放置有碗、小壶等器物，刚清理出土时还发现一些器物间有稻草残留。初步判断，这批陶器和釉陶器很可能是运输过程中残损，从码头上岸后被发现并挑捡出来堆放于此。结合遗址的历史地理环境分析，附近很可能有运输陶瓷器的码头，据此也表明唐代的珠江北岸就在今惠福西路一带。而且考古现场还发掘出五代南汉大型砖铺地面，位于发掘区西部，保存基本完好，清理出来的部分总面积约150平方米。砖铺地面下面原为河滩淤积，铺砖时先垫一层厚约30厘米的填土，平整后再铺砖。从发掘情况判断，砖铺地面应为一大型建筑群的室外庭院地面，其周边很可能原有成组的大型建筑。结合中山四路考古发现的南汉宫苑遗址判断，该建筑群规模很大、等级很高，应当属于官衙建筑，也可能与佛寺有关。

可知今天大佛寺位置在唐末五代时位于珠江的北岸，正是广州城的最南面，其所对应的星座也应该是代表南方的朱雀座，而不应是北方的玄武座。因此，当时的新藏寺应为南七寺之一，位置大约就在当时南汉所开凿的西湖以南至珠江北岸之间，即今天广州西湖路以南，惠福东路以北的范围之内。至于新藏寺当时的具体范围和寺院四至，因文献失载，已不可详考。

现在的广州市大佛寺

南汉所建的二十八寺，在宋代应该也存在了很长时间，方信孺为南宋中后期人，其生卒年代虽不可详考，但其主要政治活动，包括出使金国都是在宋宁宗（1195-1224年在位）年间，其《南海百咏》一书大约成书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即到了南宋后期的宁宗年间（1195-1224）二十八寺“尚大半无恙”，即一大半寺庙仍然存在，新藏寺，即南七寺中的地藏寺仍然有名可考。但到了宋末，特别是宋元之间的兵燹之后，新藏寺大概也终于湮没。元代（公元1271-1368年）在新藏寺原址上再建殿宇，名为“福田庵”，福田庵地理位置及四至情况也因文献阙如也不可详考。

来源 | 广州大佛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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